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宏观政策运用急

赵鸿婕 2019-12-21 22: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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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涉及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11月9日公布的这十大举措力度大,出手快,发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烈政策信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以投资为例,中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为13.7万亿元,而这次新安排的扩大内需投资规模到2019年底仅两年多时间内达4万亿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外需减弱,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投资下滑,内需不振,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经济存在下滑的风险。此时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国内需求,是应时之需、必要之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19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9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充分表明了这一轮宏观调控措施的鲜明特点,显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龚岭梅2019-12-21 22: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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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有识之士学者都认为这种金融创新实际上就是在“击鼓传花”,所有的金融衍生品就像一根长长的链条,并且相互交叉,错综复杂。此外,根据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原则,越是风险系数大的金融产品,其未来的收益就越高,风险如同不断累加的“沙塔”,现在,这个沙塔出现了裂缝!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AIG获得美联储的拯救之后,华尔街金融风暴是否能够得以最终缓解?现在谁都不敢打包票。我认为一个新的危险时间窗口将出现的10月中旬,华尔街各大金融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出炉之后。如果仍旧有某一家或多家企业出现比较大的亏损,恐怕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如果华尔街的游戏规则不做出革命性的调整的话,我认为更大的灭顶之灾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损失是肯定要损失的,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包括最近公布的多家中国的银行持有雷曼兄弟公司的企业债券。但本轮华尔街金融危机,应该不会对中国金融企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因为在中国比较保守的金融环境下,金融衍生品屈指可数,并且中国的金融企业大都以银行零售业为主,风险要小的多。况且,美国政府处于对本国资产的保护,一直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资金敬而远之,今天坏事变成了好事,中国金融业避免了一场更大的风险。
    赵颖芳2019-12-21 23:37:45
  • 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主要发达经济体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施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稳定自身和国际金融市场,维护投资者利益。同时,各国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为稳定各国和国际金融市场创造必要条件。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形势严峻复杂。保持经济增长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基础。各国应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必要的财政、货币手段,积极促进经济增长,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应该共同采取措施稳定国际能源、粮食市场,遏制投机行为,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国际社会尤其应该防止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努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积极进展。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全面性,就是要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均衡性,就是要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渐进性,就是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实效性,就是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根据以上考虑,我们主张重点实施以下改革举措。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建立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尽快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系统,改善国际金融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及时高效的危机应对救助机制,提高国际金融组织切实履行职责能力。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能力,加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各位同事!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关系日益紧密。这场金融危机不仅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也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这种影响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认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单一,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弱。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尤其要关注和尽量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第一,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克服困难。特别是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注意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避免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国际金融组织应该通过放宽贷款条件等措施,建立更加便利化的机制,对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及时救助。应该支持新兴市场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努力。第二,切实保持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发展方面面临严峻挑战,金融危机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如何既克服金融危机、又兼顾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发达国家应该继续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推进国际减贫进程。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更应该减免其债务,对其出口产品减免关税,扩大技术转让,同时尽最大力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第三,切实保持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防范金融危机能力,同时要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各位同事!今年以来,中国接连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影响。中国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下大气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民增收,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最近又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决定今年中央财政增加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预计可带动社会总投资规模4000亿元人民币。从今年第四季度到2019年底,中国仅这些项目的建设就将投资近4万亿元人民币。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愿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增加融资能力,加大对受这场金融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我们愿积极参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各位同事!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东亚领导人就加强区域金融经济合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把加强金融合作、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作为加强区域合作的重点,积极推进灵活多样的区域财经合作;充分利用已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积极稳步推进亚洲资本市场发展,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进程,支持东盟一体化建设,反对和防范贸易保护主义。亚欧领导人也深入讨论了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同意充分利用亚欧会议等区域合作机制加强金融领域信息沟通、政策交流、监督管理等务实合作,有效监测、防范、应对金融风险,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各位同事!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是关系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福祉的大事。让我们共同努力,通力合作、共度时艰,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龙展航2019-12-21 22:54:34
  • 2019年春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很象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泰国。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爆发于泰国,然后迅速在亚洲各国蔓延。中国在2019年之前的几年中经济增长率过高,导致2019年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同时外国资金以直接投资甚至债务形式大量涌入,房地产价格连年暴涨,2019年和2019年股票价格的暴涨更达到惊人的程度。而到2019年春天,某些城市的住宅价格已经开始下降,股票价格暴跌,政府为扼制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冷却,这确实有点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的情况。不过,2019年初中国的经济形势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有两点根本的不同:首先是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有高得惊人的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高达8%,而中国却一直有可观的经常项目顺差;其次是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泰国货币对美元固定汇率,而中国在2019年之前早已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了灵活的浮动。这两方面的差别使中国有可能避免陷入泰国当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使出现了某些危机现象,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也完全有可能不象泰国陷入危机时那样急剧、那样具有戏剧性。1997年泰国急剧陷入金融危机以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为标志,那就是泰国由于外汇储备迅速流失而无法维持泰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不得不让泰铢对美元在1997年7月2日大幅度贬值。在中国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可能不会这样戏剧性地急剧爆发,但是慢性地逐渐出现类似的问题则完全可能。中国的经济现实与上述历史教训的比较说明,当前以及今后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再现东亚金融危机的危险,不过我们完全有可能以足够的事先防范化解这场危机,至少使它缩小为一个不很显著的宏观经济冲击。当前中国在宏观经济上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我们应当同时防范这两方面的危险,同时作好两方面的应对准备:一方面,应当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防堵过多流入的外资,这仍然是目前的经济政策的重点;另一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波动的教训都告诫我们,必须防范宏观经济中发生的“骤变”,防止冷却过热的经济的过程中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防止由此引发的资金外流造成金融灾难。在前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仍然过热,这种经济过热的必然后果之一是高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已经持续5年以超过10%的增长率增长,最近两年的增长率更高达11%以上。这样连续地超过9%的经济增长在当前的中国是不可持续的,它不仅使中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而且进一步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会使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造成各种混乱并最终必定引发“骤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而那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就只能通过突然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来实现。与最近几年经济过热相伴,中国的城市住宅售价连续多年急剧上升,股票市场价格急剧暴涨,出现了不容置疑的泡沫经济。这样的经济泡沫迟早会破灭。最近几个月的股票市场价格暴跌,充分暴露了此前一年中股市泡沫生长的危害,说明了“搞牛股市”的政策是非常错误的。某些决策者曾经以“发展房地产业”为借口默许城市住宅价格上涨,曾经纵容股市泡沫,实行“让股市牛起来”;拖延不履行偿还外债义务者,应以法律手段强制其尽快履行偿付义务;对任何无力履行偿付外债义务者应立即启动破产程序,并尽快完成破产清算,以结清其所欠外债。尽可能停止新的外商投资流入。首先是一律禁止任何金融投资性的外资流入,只允许外商和外资以对中国进行新的“绿地投资”即兴建工厂、安装设备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投资,并对此类投资也加以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国内现存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中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而又无法遵照前述规定获得贷款者,其出资人可以增加资本金的方式向其注入新的资金,但是新增资金只能用于在中国国内购买原材料等经营用物资和支付员工工资,严禁将资金移作它用;为达此目的,应尽可能制止外资对境内中国企业的任何收购和并购。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立即禁止将任何国有企业、国有的任何企业股权出售给任何外商、外资企业和其它外国单位包括政府;明令规定:在外商对中国国民的非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参股时,其所占股份总计不得超过49%,中方的出资人如果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使其对企业持有股份达到51%的,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投入相应的资金补足并形成相应的国有股权;尽可能停止中国企业在境外的上市、发行股票和债券。中国企业在国外新发行的任何股票和债券都应被视为新的外资流入,必须经过相应的政府部门严格审批并受相关部门严格监控。目前原则上应不再批准中国企业在境外发行新的股票和债券。尽量减少新在中国开设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再批准开设新的没有实际投资于工厂和设备的“绿地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于批准允许的外商对中国进行的新的“绿地投资”,应尽可能将项目的所有者变为中国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对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要求项目必须由中方占有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对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投资项目实行严格限制。在外汇储备激增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原则上如果外方不向中方交出供销渠道并同意中方控股者,至少暂时不再批准其在中国境内再建立此类新项目。尽快有计划地由国有的控股公司和投资基金逐步回购在境外股票市场中上市的境内企业的股票、境内企业在国外发行的债券;——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强制收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减少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资本金,通过购回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而减少中国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此种收购,应由专门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基金进行。收购的先后次序应当为:首先是原为中国企业、只有部分股权为外资持有的企业的股权,特别是中国各大银行的股权;其次是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或其分支企业,收购时原则上应要求中方必须持有企业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最后再考虑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企业或其分支的收购。应当首先根据部门和行业的特征而确定以本国资金对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中国企业股权的强行收购。有些部门应当进行全面的内部重组,强令外资全部退出,现有的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则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收购。这样的杜绝外资进入的行业包括:与军工生产有关的所有企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公用事业包括水务事业。特别是对银行业,应当保持其民族特征,应当强行赎回前几年卖给外资的各银行的全部股权,并以立法禁止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的股权,并尽可能限制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经营。应当考虑逐步恢复对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所有权的限制,硬性规定外资持有的任何中国境内企业的股权不得超过该企业全部股权的49%。过去的类似政策没能坚持下来,是由于许多合资企业被外资控制了产品的销售和投入的采购,外资企业通过压低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投入的采购价格转移了合资企业的利润,造成合资企业的亏损;特别是依靠向外资企业所在国出口产品的合资企业,即使是由中方控股,但是由于被外方操控了出口销售渠道,合资的外资企业通过上述的价格操控而转移利润,造成合资企业亏损,最后逼迫合资的中方只好放弃控股权。这些失败的引进外资的经验说明,在外资企业实际掌控产品销售、特别是通过出口掌控产品销售的情况下,即使中方掌握合资企业的控股权,中方也无法使合资企业的经营有利于自己。这种情况是妨碍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控股的最主要因素。特别是由外资控制的出口导向,必定会使我国在企业合资中处于上述的两难境地。要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的控股,就必须限制那些由境外总部控制采购和销售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特别是严格地限制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为扼制中国房地产业中的投机和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必须立即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置中国的房地产,已购入者应限令其限期以公平价格售出;——为扼制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应进一步加紧限制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并逐步走向最终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为维护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防止发生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性恐慌,防止在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过低时形成要求外资购买救市的需要,中国政府应建立专业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在股票或房地产价格过低时购进股票或房地产以稳定市场。对股票市场,政府应建立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在股票价格普遍过低、平均市盈率已经显著低于存款利息率的倒数时大量购入对股市有稳定作用的股票;对房地产市场,政府也应在房屋售价已经显著低于未来房租的贴现值时购入城市的一部分房产,以稳定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有可能发生恐慌性的崩溃,这种崩溃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并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应及早作好应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崩溃的预案和组织准备。组建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和购买房地产的机构,就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准备。上述政策措施涉及到一系列使用政府资金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如购买外商投资项目所有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购买外资企业所有权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股票价格平准基金、购买房地产的政府机构等等。需要以法令形式确定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法律地位,这些机构的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其运营由财政部和国资委等部门联合监管。这些机构运营中需要的外币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这些债券由国内银行以其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认购,而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将所获中央银行票据兑换为外币使用。上述所有各项措施,都应当有利于建立并稳固地维护由中国自己本国控制的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是中国在未来不会受经济波动和外来冲击的各种危机很重打击的根本保证。面对中国当前可能发生的两方面危机,千难万难,政府有效地控制资金并适当地实行再国有化就不难。
    齐晓民2019-12-21 22: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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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主要目标是维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增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体现在能够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规模和结构,达到总量与结构的平衡。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财政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相互关系,充分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作用,履行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对此,本文谈几点认识:一要正确认识财政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客观地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别。财政与货币政策是各自独立的政策体系。其职能范围与作用工具等不同,因而在功能、目标和实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在:1功能差异。其一是明显度不同。财政政策具有较高的明显度,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财政预算一收一支,一目了然;银行信用一存一贷,但存款可以派生货币,因而货币发行的合理界限很难掌握。其二是调控力度不同。财政政策的调节对象是财政收支,具有“刚性”特征,如税收和税率、财政补贴等,都应保持稳定。货币政策的调节对象主要是货币发行量,在操作过程中具有可塑性、灵活性。因此,货币政策较之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更大些。其三是着重点不同。财政的政策主要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财政可以通过自己的收支活动,引导货币投向,从而达到优化经济的供求结构、产业结构等目的。货币政策涉及到货币运动的所有领域,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调控,是一种总量宏观调控政策。2目标选择差异。调控总需求和调整产业结构是财政与货币政策面临的共同的政策目标,但在总量政策方面的目标选择上,财政采取长期适度从紧政策,金融则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与金融在结构政策方面的目标选择也有一定的差异。财政采取压缩一般建设、保证重点建设的政策目标。金融部门则实行择优扶持,这样易导致信贷资金流向一般建设,加剧一般性建设的膨胀。3实施差异。由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职能、作用、任务不同,因而各自采取的政策实施起来也不同。财政政策主要实行税制改革、税率调节、调节财政支出与补贴范围等,货币政策主要围绕着利率包括贴现率、法定存款准备金与公开市场业务制订相应的措施,例如:实行储蓄保值贴补、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开放国债二级市场等。因此,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分析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单独运用其中某一项政策,都很难全面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这就要求二者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它们的综合调控能力。二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两个手段在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当前,在我国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制度尚未完善,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尚在两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发挥影响,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其一,货币政策仍在相当程度上服从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独立性原则难以保证。一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被动地服从于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目标和财政收支目标。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正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宏观调控仍带浓厚的行政色彩,因此货币政策不能够有效地逆经济风向行事,被动地适应经济增长和财政政策,只能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起推波助澜作用。二是中央银行缺乏相对于财政部门的独立性。财政部门常常通过间接方式迫使金融部门增加货币供应量,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央行的货币投放量。同时,财政信用的发展,分散了国家财力,削弱了央行的资金实力,直接导致央行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三是金融部门缺乏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如在人事安排、管理权限等方面常受地方政府的领导和干预。其二,货币政策错位调控经济。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它主要是在总量上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它主要是对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进行调节。当前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没有明显侧重点,突出表现为货币政策的经济总量调节作用受到财政干预而被削弱后,大量进行结构调节,货币政策的作用被无限度扩大,而财政政策的调节作用却非常小,甚至起不到结构调节的作用。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①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重新确立,金融机构不断发展,金融承担了80%以上的资金聚集和供给任务。金融作用日趋明显。②国家财政下降,近年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财政收入过分依赖国有经济,税源狭窄,征管效果差,影响了财政收入的增长,使得财政收入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③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国家政府职能部门机构庞大、人员过多,使得行政和事业费用支出增长过快,而财政的投资不足,影响了通过财政支出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的能力。其三,财政政策功效与货币政策功效存在相互抵消的问题,主要是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与制约。一是税收的“刚性”特征导致企业以贷缴税。在财政收支“刚性”的特征作用下,国家和地方通常采取行政手段督促下级政府完成税收任务。因此,一旦企业资金周转从紧,地方政府会要求银行对企业追加贷款,以贷缴税,将一部分信贷投放转化为财政收入。这样不仅破坏了政策的控制力度,而且也给企业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导致社会资金的不良循环。二是财政补贴不到位影响了信贷结构的调整。财政补贴是财政政策中调整产业结构的一项重要措施。财政补贴与信贷投放结构的运用,可以弥补货币政策在结构调整方面的一些缺陷。财政通过对一些需重点扶持的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贴息,可以有效地引导银行资金的投向。但是,目前在财政贴息方面存在贴息范围狭窄,贴息资金难以到位等问题。一些应当贴息的企业因得不到补贴而得不到信贷的支持。一些明确要贴息的项目因贴息资金难以到位,也给信贷结构调整造成一定的政策阻力。三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相互关系,就必须针对现实中存在问题,分析原因,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建立这种协调机制,关键在于改善和理顺财政、银行等经济综合部门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项政策的宏观调控力度应协调同步,才能在实现宏观调控的前提下,避免某一项政策的力度超出其自身承受能力而走向另一极端,出现政策偏差错位,同时对另一项政策产生消极影响,造成一定的压力。同时,还要减少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活动的不合理干预。财政部门归各级政府领导,财政收支计划由各级政府进行安排。金融部门则实行垂直领导,货币发行量由央行确定,信贷计划通过各金融机构的信贷计划层层控制。但现实的利益冲突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对银行的不合理干预。地方政府从部门利益出发往往会不自觉地将银行信贷活动纳入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因此,必须改变将信贷活动作为地方政府管辖对象的做法,减少地方政府对银行的不合理干预。第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结合点应当一方牵连着财政收支的结构管理,另一方关系到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调控,有互补互利的因素。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向央行透支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此时以财政政策为主动性手段,货币政策为辅助性手段。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处在变革之中,结合点也随之变动。在目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是国债的发行和运作,从而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有机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首先,从国债的规模来看两种政策的协调。一方面,通过发行国债,有利于财政集中资金,改变财政收支状况,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扩大有效内需。另一方面,国债作为货币政策操作公开市场业务的对象,其规模大小是央行调节货币供给量的前提条件。如美国联储是国债市场上最大的买主和卖主,1990年以来,总资产中约有82%是国债。据预测,我国今后几年的发债规模将继续扩大,至2000年,将超过3000亿元,这为央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次,在国债利率方面,财政和金融部门要做好协调。国债利率可采取浮动利率,随时参照银行存款利率调整,以吸引投资者,调动机构和中小投资者购买国债的积极性,国债政策的利率效益在质量上得到有效的运用。再次,国债品种应朝多元化方面发展,即中、长、短期三种类型的品种均衡发展,特别是短期国债,是央行实施调控,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首选对象,应当在国债品种中占有一定比重。美国一年期以内的短期国债占全部国债比重的35%左右。目前,以我国现状看,可以考虑发行特种国债,期限为5-10年,这样可为政策性投融资提供一笔金额大且使用期限长的资金来源,有利于增加财政结构性调整的职能。第三,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一种手段,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适度扩大、引导和刺激国内的有效需求。其一,作为财政政策方面要充分发挥财政杠杆在扩大有效内需中的引导与刺激作用。运用财政转移性支付手段,如扩大财政补贴、增加社会福利等政策,提高转移支付水平,稳定社会经济,防止消费需求过度下降。同时,有选择地运用税率、税制等政策工具调节,如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再投资退税或所得税返还等措施,确保激活投资需求。此外,政府的财政投资行为也需按国家的产业政策进行,重点扶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开发和扩大农村内需;加强基础产业建设;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与资源开发等。其二,作为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尝试进一步降低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央行的贷款利率,调动商业银行的投资贷款积极性,并通过货币创造乘数,增加货币供给量。同时可以降低贴现率,鼓励商业银行进行票据贴现业务,扩大再贴现规模,择优发放贷款,刺激投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也是货币政策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当然,货币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也需考虑到国家的有关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总之,经济增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搭配、协调使用的主要任务,也是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相互关系的内在要求。只有正确处理好这种相互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两种手段的积极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稳定我国宏观经济,实现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我国跨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股市、房地产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政策,用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在中国政府相关利好政策的作用下,国内许多行业出现回暖迹象,其中作为经济增长助推器的汽车业和房地产业回暖迹象明显。相信通过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共同作用,2019年中国经济一定会保持稳定的增长。金融危机扩大内需汽车业房地产业回暖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从2019年下半年至今已经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首先,国内股市遭受冲击。中国沪深股市在2019年10月达到最高6100多点后震荡下行,最低点到达1600多点,最后徘徊在2400点左右。尽管央行连续出台降低存贷款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股市依然没有大的好转。第二,美元疲软造成外汇储备的无形损失。截至201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已达19460亿美元,其中美国债券占一半以上。美元的贬值无疑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蒙受巨大的损失。第三,出口下降。受外部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201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明显下降,不少结构不良的小企业纷纷倒闭。第四,GDP增速减缓。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出口的受阻严重影响GDP的增长。据统计,201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3%,出口对GDP增长贡献3个百分点。然而201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只有9%,出口对GDP增长只贡献了0.8个百分点。第五,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国外需求的减少、企业经济的不景气导致许多岗位流失,失业率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则表现为,2019年第四季度的用人需求同比下降9.3个百分点,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人员的数量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的比例下降到0.85的低点,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同比增加了0.2个百分点。第六,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我国外部需求萎缩,企业效益下滑,投资意愿和能力下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股票市场财富缩水、房地产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大幅下降也都促使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二、中国政府出台应对政策面对金融危机的来袭,中国政府果断出台相应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下面是出台的几个主要的政策:,中国将被认为是经济复苏最快的国家,世界经济的复苏需要中国经济的带动。我们且不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带动作用到底有多大,就中国国内而言,中国政府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将在未来的几年内逐渐发挥出作用。相信在宏观调控这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共同作用下,中国一定会保持稳定的增长。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但也面临多年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增多,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应对这一局面,需要智慧和勇气,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从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平稳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基本处于平稳态势,需求面和供给面形势相对稳定,就业情况总体平稳,物价涨幅较为温和。从供给面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增速较快,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1%。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20.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市场销售增长平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6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7%。外需方面,进出口增速回落,出口回落幅度大于进口。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4.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10.4%,回落8.0个百分点;进口增长6.7%,回落1.9个百分点。由于劳动力市场需求仍较为旺盛,继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普遍现象。截至7月2日,全国20个省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6%。在国内货币流动性相对宽松、最低工资涨幅较大等因素作用下,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4%,比去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受国内产能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中趋降等因素影响,3月份以来,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和同比呈下跌趋势,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幅度达到2.2%。这说明工业部门产能过剩未能化解,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工业生产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工业增长相对偏弱。分析起来,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达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8万亿元,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并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增长较快,大量货币资金被用于“借新还旧”。而且,不少社会资金“避实就虚”,包括部分资金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持有,并未用于实体投资;一些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矛盾长期累积,一旦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出现短期流动性不足。这些原因引起了6月中下旬国内银行间市场资金骤紧,同业拆借利率大幅飙升,引发股票市场恐慌性暴跌。二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刚性财政支出增加。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支出刚性大。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0.8%,增速高出财政收入3.3个百分点。财政赤字压力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和财政风险上升,财政政策空间明显收窄。三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化解任务艰巨。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四是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作为经济景气状态的先行指标,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共同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6月份为50.1%,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为4个月来最低水平。汇丰银行公布的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48.3,也低于市场预期,并创9个月来新低。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下行的外因内因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6月份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约为2.2%左右,这比1月份世界银行的预测调低了0.2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预期也被调低。6月2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8%。这一数字尽管高于前一季度的0.4%,但明显低于5月底估测的2.4%。欧元区仍然处于经济萎缩中。欧盟统计局6月份公布,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分别下降0.2%和0.1%,同比分别下降1.1%和0.7%。世界银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为负的0.6%,原来的预测是负的0.1%。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将有所增长,预计全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安倍政权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支持公共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支援预算案的通过,起到了日元贬值、股市上涨效果,将提高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但这些政策措施均非安倍原创,别国经验早已证明其效果并不持久。在发展中国家里,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11个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增长率可能为6.2%。但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三大金砖国家困难也较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已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8%、4%、6.2%和2.5%分别下调至7.8%、3.7%、4.9%和1.5%。国际社会曾津津乐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初现端倪,但未成气候。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但这个新事物要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经济景气的强大动力则云路尚遥。从内在原因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经历或将经历“结构性增速”和“结构性减速”这两个过程。1978年至2019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是“结构性增速”过程,其经济机理是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推动“增速”。从生产要素看,劳动投入增长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资源要素资本化和资本形成能力的增强、工业技术的广泛采用;从产业结构看,资源配置从效率低的一次产业向效率高的二次产业转移,这些经济活动都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现在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劳动投入和劳动参与率趋向下降;资源资本化已基本结束,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本投入增速亦呈下降之势,二次产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产业结构缓慢向三次产业转移,但三次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都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位于7%至8%之间较以往略低的速度水平上。我们要正确认识到当前增长速度下降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片面追求快速度,已无经济规律依据,唯有强调质量和效益,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从统计数据看,上半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1129.6亿元,同比增长7%;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0812.5亿元,同比增长12.3%。这些信息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趋于改善,而这正是今后要着力追求的目标。怎样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不刻意追求快速度、但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仍然是重要的。怎样保持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依靠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来激活经济的内在活力;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适时、适度地调节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量关系,使之达到新的平衡。从目的和效果上观察,前者着眼于长远的体制与机制建设,调整的是结构关系,通过改革达到结构优化的目的,但在不少情况下,它难以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还需要国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措施。通过这些调控措施较快地改变经济运行中的数量关系,特别是内外需求的数量关系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这些调控措施往往都只有短期效果,不解决经济内在活力问题。201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峻形势中,国家采取了强有力和大力度的政策调控,这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它有效刺激了内外需求,使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仍保持了较高水平,但在我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规律的支配下,一旦刺激措施弱化或退出,经济增长率便向潜在增长率靠拢而趋于下降。这说明,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而政策调控只能是第二位的、或辅助性的。当前,我国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相互交织,发展经济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与保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矛盾、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发挥财政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矛盾、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与发挥制造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矛盾、房地产价格上涨与稳定房地产投资的矛盾、稳定出口市场份额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矛盾等现象,都说明简单依靠政策调控来改变数量关系,特别是依靠刺激内外需求,都只能事倍功半,甚至会加大财政金融风险,恶化经济结构,进一步弱化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因此要多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视角来探寻经济发展的新路子。5月份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9项重点工作的部署,7月初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上海市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试验方案,针对6月份金融领域出现的短期流动性恐慌,国务院领导强调解决资金问题的思路是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进一步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问题。这些举措都反映了新一届国家领导在经济运行管理中更加重视从改革开放、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的新理念。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适时适度地采取政策调控措施仍然是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不可或缺的手段。希望有所帮助,。
你会IS-LM-BP模型吗?要是真对经济感兴趣,建议好好去学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为宏观经济现象过于复杂,没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和通过一些成形和规范的模型去分析,是不可能得到较为清晰的答案的!在网上也是得不到正常答案的!因为各种专家和经济学家的发言都是有前提的,往往大家只去看结论,而不去关注前提,当然只会被误导!中央银行降低准备金率和降低利率,IS-LM-BP模型中,它是项扩张的货币政策!LM右移!但是考虑到中国是个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因此货币政策无效!因此不能从货币政策去理解央行的这个举动!这么做的实际原因有如下几个:一面对经济危机,最管用的财政政策,而且在我国这样的固定汇率制下极其有效!但财政政策会有挤出效应的,因此,要配合使用一定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减少这种挤出效应.这是这次扩张性货币性政策的最主要的原因.二美国及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时,都使用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我们不跟着扩张货币的话,利率差和通胀差就会加大,这样积累起来,就会集中冲击到汇率上去,影响固定汇率.因此,为了维持固定汇率,我国也必须也有一定的货币扩张政策!!三利率是房地产等大宗消费的重要成本之一,这次有刺激消费的意图四对于投资也是如此.另外,这次扩张性货币政策不止这些.还有放松信贷限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