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如何运用财政支出进行宏观调控

糜万山 2019-12-21 2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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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中的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产品购销政策、价格政策、扶贫政策、产业政策等。如:国家恢复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2、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的内容包括经济司法和经济立法两个方面。经济立法主要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各种经济法规,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经济司法主要是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制度、程序,对经济案件进行检察和审理的活动,维护市场秩序,惩罚和制裁经济犯罪。

3、行政手段

这是依靠行政机构,采取强制性的命令、指示、规定等行政方式来调节经济活动,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一种手段。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纵向性、无偿性及速效性等特点。
齐景凯2019-12-21 20: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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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回答

  • ①国家预算。主要通过预算收支规模及平衡状态的确定、收支结构的安排和调整来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②税收。主要通过税种、税率来确定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调节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以满足国家履行政治经济职能的财力需要,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分配。
    ③财政投资。通过国家预算拨款和引导预算外资金的流向、流量,以实现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
    ④财政补贴。它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一定时期的政策需要,通过财政转移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民、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实行财政补助,以达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安定的目的。
    ⑤财政信用。是国家按照有偿原则,筹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一种再分配手段包括在国内发行公债和专项债券,在国外发行政府债券,向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借款,以及对预算内资金实行周转有偿使用等形式。
    ⑥财政立法和执法。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财政政策予以法律认定,并对各种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如违反税法的偷税抗税行为等),诉诸司法机关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予以审理和制裁,以保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
    ⑦财政监察。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重要行政手段。即国家通过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团体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财政政策和财政纪律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齐昆明2019-12-21 23:55:37
  • 利用政府预算(包括税收和政府支出)来影响总需求,从而达到稳定经济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其特点是政府用行政预算来直接控制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调节国家的需求水平,使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从而促进充分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
    连予生2019-12-21 21:19:39
  • 政府在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借助于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经济杠杆是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价值形式和价值工具,主要包括价格、税收、信贷、工资等。
    连丽钦2019-12-21 20:56:25
  • 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刺激经济和消费需求;减小财政支出,减少货币流通,避免通货膨胀。
    樊振纲2019-12-21 20:21:44

相关问答

金融宏观调控是以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为主体,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借助于各种金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量或信用量,影响社会总需求进而实现社会总供求均衡,促进金融与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机制与过程。实践证明,充分发挥金融宏观调控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力争达到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这就需要运用恰当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宏观管理主要运用以贷款限额管理为主的行政手段,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实践证明,这种调控手段虽有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缺乏弹性,容易产生“一刀切”的弊病。因而,这N,iN控手段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所代替。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一般来说,金融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准备金率政策和再贴现率政策等。这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被称为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它们各有优缺点,各有自己的使用范围。如果运用恰当,可以大大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公开市场业务0penMarketOperations,就是中央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买卖国家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从而调节货币供给的一种金融政策。当金融市场银根紧缩、利率上升时,中央银行通过公开购买政府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投放货币以此缓和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反之,以此抽紧银根。公开市场业务每天都在进行,不会导致人们的不良心理预期,货币政策易于达到理想的效应。由于中央银行可以根据货币政策目标每天在公开市场上买卖证券而对货币供给量进行微调,便于为中央银行及时运用来改变货币供给变动的方向,立即有可能使货币供给增加或减少。不仅如此,中央银行还可以连续地、灵活地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自由决定债券的数量、时间和方向,而且中央银行即使有时会出现某些政策失误,也有可能及时得到纠正。它不像存款准备金率与再贴现率政策那样,对货币供给产生很大的冲击,因此,这一手段有着比其他手段更多的灵活性,是中央银行经常使用的工具。法定准备金率ReserveRequirementsRate政策,是各商业银行和存款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在法律上规定的占其存款总额的比率。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有较强的告示效应。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实际上是中央银行的一种有效宣言。它的升降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预示器。中央银行视经济发展状况而提高或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可以成倍地收缩或增加全社会的货币供给。这一手段通常被认为是货币政策中作用最猛烈的工具。通过货币乘数作用,它引起货币供给更大幅度地变化。即使是调整的幅度很小,也会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巨大波动。于是,这一政策一般几年才改变一次法定准备金率。如果法定准备金率变动频繁,会使商业银行和所有金融机构的正常信贷业务受到干扰而感到无所适从。由于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会产生心理预期效应,会使得货币金融领域中的其他经济变量产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这一手段的固定化倾向非常明显。在一般情况下,金融宏观调控不宜将之作为中央银行经常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再贴现率RediscountRate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制定或调整再贴现利率来干预和影响金融市场的货币供求,从而调节货币供给的一种金融政策。这是美国中央银行最早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几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进行金融宏观调控时都在使用这一政策工具。由于商业银行可以凭借商业票据对企业进行贴现放款,因此商业银行经常持有大量的商业票据。如果商业银行感到资金短缺,可以用这些票据向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以获得所需要的资金。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再贴现率扩大或收缩对商业银行的信用。当然,商业银行是否进行再贴现,中央银行只能等待商业银行向它借款,而不能要求商业银行这样做。可见,通过贴现率的变动来控制银行准备金效果是相当有限的。再贴现率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变动给商业银行及其他存款机构的贷款利率来调节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往往作为补充手段而和公开市场业务政策结合在一起执行。在上述三种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中,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经常使用的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一种很有效的调控手段;法定准备金率政策通常被认为是最猛烈的工具之一而较少使用;再贴现率政策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只不过其主要缺陷是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的调控没有足够的主动权。正因为如此,在金融宏观调控中,采取何种政策工具,要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所要达到的目标而进行正确的选择。选择恰当,就十分有利于金融宏观调控效率的提高。
宏观调控主要目标是维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增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体现在能够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规模和结构,达到总量与结构的平衡。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财政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相互关系,充分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作用,履行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对此,本文谈几点认识:一要正确认识财政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客观地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别。财政与货币政策是各自独立的政策体系。其职能范围与作用工具等不同,因而在功能、目标和实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在:1功能差异。其一是明显度不同。财政政策具有较高的明显度,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财政预算一收一支,一目了然;银行信用一存一贷,但存款可以派生货币,因而货币发行的合理界限很难掌握。其二是调控力度不同。财政政策的调节对象是财政收支,具有“刚性”特征,如税收和税率、财政补贴等,都应保持稳定。货币政策的调节对象主要是货币发行量,在操作过程中具有可塑性、灵活性。因此,货币政策较之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更大些。其三是着重点不同。财政的政策主要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财政可以通过自己的收支活动,引导货币投向,从而达到优化经济的供求结构、产业结构等目的。货币政策涉及到货币运动的所有领域,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调控,是一种总量宏观调控政策。2目标选择差异。调控总需求和调整产业结构是财政与货币政策面临的共同的政策目标,但在总量政策方面的目标选择上,财政采取长期适度从紧政策,金融则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与金融在结构政策方面的目标选择也有一定的差异。财政采取压缩一般建设、保证重点建设的政策目标。金融部门则实行择优扶持,这样易导致信贷资金流向一般建设,加剧一般性建设的膨胀。3实施差异。由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职能、作用、任务不同,因而各自采取的政策实施起来也不同。财政政策主要实行税制改革、税率调节、调节财政支出与补贴范围等,货币政策主要围绕着利率包括贴现率、法定存款准备金与公开市场业务制订相应的措施,例如:实行储蓄保值贴补、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开放国债二级市场等。因此,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分析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单独运用其中某一项政策,都很难全面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这就要求二者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它们的综合调控能力。二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两个手段在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当前,在我国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制度尚未完善,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尚在两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发挥影响,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其一,货币政策仍在相当程度上服从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独立性原则难以保证。一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被动地服从于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目标和财政收支目标。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正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宏观调控仍带浓厚的行政色彩,因此货币政策不能够有效地逆经济风向行事,被动地适应经济增长和财政政策,只能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起推波助澜作用。二是中央银行缺乏相对于财政部门的独立性。财政部门常常通过间接方式迫使金融部门增加货币供应量,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央行的货币投放量。同时,财政信用的发展,分散了国家财力,削弱了央行的资金实力,直接导致央行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三是金融部门缺乏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如在人事安排、管理权限等方面常受地方政府的领导和干预。其二,货币政策错位调控经济。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它主要是在总量上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它主要是对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进行调节。当前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没有明显侧重点,突出表现为货币政策的经济总量调节作用受到财政干预而被削弱后,大量进行结构调节,货币政策的作用被无限度扩大,而财政政策的调节作用却非常小,甚至起不到结构调节的作用。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①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重新确立,金融机构不断发展,金融承担了80%以上的资金聚集和供给任务。金融作用日趋明显。②国家财政下降,近年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财政收入过分依赖国有经济,税源狭窄,征管效果差,影响了财政收入的增长,使得财政收入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③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国家政府职能部门机构庞大、人员过多,使得行政和事业费用支出增长过快,而财政的投资不足,影响了通过财政支出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的能力。其三,财政政策功效与货币政策功效存在相互抵消的问题,主要是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与制约。一是税收的“刚性”特征导致企业以贷缴税。在财政收支“刚性”的特征作用下,国家和地方通常采取行政手段督促下级政府完成税收任务。因此,一旦企业资金周转从紧,地方政府会要求银行对企业追加贷款,以贷缴税,将一部分信贷投放转化为财政收入。这样不仅破坏了政策的控制力度,而且也给企业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导致社会资金的不良循环。二是财政补贴不到位影响了信贷结构的调整。财政补贴是财政政策中调整产业结构的一项重要措施。财政补贴与信贷投放结构的运用,可以弥补货币政策在结构调整方面的一些缺陷。财政通过对一些需重点扶持的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贴息,可以有效地引导银行资金的投向。但是,目前在财政贴息方面存在贴息范围狭窄,贴息资金难以到位等问题。一些应当贴息的企业因得不到补贴而得不到信贷的支持。一些明确要贴息的项目因贴息资金难以到位,也给信贷结构调整造成一定的政策阻力。三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相互关系,就必须针对现实中存在问题,分析原因,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建立这种协调机制,关键在于改善和理顺财政、银行等经济综合部门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项政策的宏观调控力度应协调同步,才能在实现宏观调控的前提下,避免某一项政策的力度超出其自身承受能力而走向另一极端,出现政策偏差错位,同时对另一项政策产生消极影响,造成一定的压力。同时,还要减少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活动的不合理干预。财政部门归各级政府领导,财政收支计划由各级政府进行安排。金融部门则实行垂直领导,货币发行量由央行确定,信贷计划通过各金融机构的信贷计划层层控制。但现实的利益冲突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对银行的不合理干预。地方政府从部门利益出发往往会不自觉地将银行信贷活动纳入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因此,必须改变将信贷活动作为地方政府管辖对象的做法,减少地方政府对银行的不合理干预。第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结合点应当一方牵连着财政收支的结构管理,另一方关系到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调控,有互补互利的因素。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向央行透支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此时以财政政策为主动性手段,货币政策为辅助性手段。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处在变革之中,结合点也随之变动。在目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是国债的发行和运作,从而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有机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首先,从国债的规模来看两种政策的协调。一方面,通过发行国债,有利于财政集中资金,改变财政收支状况,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扩大有效内需。另一方面,国债作为货币政策操作公开市场业务的对象,其规模大小是央行调节货币供给量的前提条件。如美国联储是国债市场上最大的买主和卖主,1990年以来,总资产中约有82%是国债。据预测,我国今后几年的发债规模将继续扩大,至2000年,将超过3000亿元,这为央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次,在国债利率方面,财政和金融部门要做好协调。国债利率可采取浮动利率,随时参照银行存款利率调整,以吸引投资者,调动机构和中小投资者购买国债的积极性,国债政策的利率效益在质量上得到有效的运用。再次,国债品种应朝多元化方面发展,即中、长、短期三种类型的品种均衡发展,特别是短期国债,是央行实施调控,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首选对象,应当在国债品种中占有一定比重。美国一年期以内的短期国债占全部国债比重的35%左右。目前,以我国现状看,可以考虑发行特种国债,期限为5-10年,这样可为政策性投融资提供一笔金额大且使用期限长的资金来源,有利于增加财政结构性调整的职能。第三,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一种手段,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适度扩大、引导和刺激国内的有效需求。其一,作为财政政策方面要充分发挥财政杠杆在扩大有效内需中的引导与刺激作用。运用财政转移性支付手段,如扩大财政补贴、增加社会福利等政策,提高转移支付水平,稳定社会经济,防止消费需求过度下降。同时,有选择地运用税率、税制等政策工具调节,如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再投资退税或所得税返还等措施,确保激活投资需求。此外,政府的财政投资行为也需按国家的产业政策进行,重点扶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开发和扩大农村内需;加强基础产业建设;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与资源开发等。其二,作为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尝试进一步降低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央行的贷款利率,调动商业银行的投资贷款积极性,并通过货币创造乘数,增加货币供给量。同时可以降低贴现率,鼓励商业银行进行票据贴现业务,扩大再贴现规模,择优发放贷款,刺激投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也是货币政策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当然,货币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也需考虑到国家的有关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总之,经济增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搭配、协调使用的主要任务,也是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相互关系的内在要求。只有正确处理好这种相互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两种手段的积极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稳定我国宏观经济,实现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我国跨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但也面临多年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增多,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应对这一局面,需要智慧和勇气,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从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平稳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基本处于平稳态势,需求面和供给面形势相对稳定,就业情况总体平稳,物价涨幅较为温和。从供给面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增速较快,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1%。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20.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市场销售增长平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6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7%。外需方面,进出口增速回落,出口回落幅度大于进口。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4.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10.4%,回落8.0个百分点;进口增长6.7%,回落1.9个百分点。由于劳动力市场需求仍较为旺盛,继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普遍现象。截至7月2日,全国20个省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6%。在国内货币流动性相对宽松、最低工资涨幅较大等因素作用下,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4%,比去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受国内产能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中趋降等因素影响,3月份以来,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和同比呈下跌趋势,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幅度达到2.2%。这说明工业部门产能过剩未能化解,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工业生产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工业增长相对偏弱。分析起来,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达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8万亿元,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并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增长较快,大量货币资金被用于“借新还旧”。而且,不少社会资金“避实就虚”,包括部分资金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持有,并未用于实体投资;一些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矛盾长期累积,一旦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出现短期流动性不足。这些原因引起了6月中下旬国内银行间市场资金骤紧,同业拆借利率大幅飙升,引发股票市场恐慌性暴跌。二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刚性财政支出增加。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支出刚性大。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0.8%,增速高出财政收入3.3个百分点。财政赤字压力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和财政风险上升,财政政策空间明显收窄。三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化解任务艰巨。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四是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作为经济景气状态的先行指标,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共同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6月份为50.1%,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为4个月来最低水平。汇丰银行公布的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48.3,也低于市场预期,并创9个月来新低。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下行的外因内因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6月份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约为2.2%左右,这比1月份世界银行的预测调低了0.2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预期也被调低。6月2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8%。这一数字尽管高于前一季度的0.4%,但明显低于5月底估测的2.4%。欧元区仍然处于经济萎缩中。欧盟统计局6月份公布,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分别下降0.2%和0.1%,同比分别下降1.1%和0.7%。世界银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为负的0.6%,原来的预测是负的0.1%。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将有所增长,预计全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安倍政权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支持公共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支援预算案的通过,起到了日元贬值、股市上涨效果,将提高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但这些政策措施均非安倍原创,别国经验早已证明其效果并不持久。在发展中国家里,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11个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增长率可能为6.2%。但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三大金砖国家困难也较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已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8%、4%、6.2%和2.5%分别下调至7.8%、3.7%、4.9%和1.5%。国际社会曾津津乐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初现端倪,但未成气候。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但这个新事物要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经济景气的强大动力则云路尚遥。从内在原因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经历或将经历“结构性增速”和“结构性减速”这两个过程。1978年至2019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是“结构性增速”过程,其经济机理是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推动“增速”。从生产要素看,劳动投入增长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资源要素资本化和资本形成能力的增强、工业技术的广泛采用;从产业结构看,资源配置从效率低的一次产业向效率高的二次产业转移,这些经济活动都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现在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劳动投入和劳动参与率趋向下降;资源资本化已基本结束,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本投入增速亦呈下降之势,二次产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产业结构缓慢向三次产业转移,但三次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都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位于7%至8%之间较以往略低的速度水平上。我们要正确认识到当前增长速度下降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片面追求快速度,已无经济规律依据,唯有强调质量和效益,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从统计数据看,上半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1129.6亿元,同比增长7%;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0812.5亿元,同比增长12.3%。这些信息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趋于改善,而这正是今后要着力追求的目标。怎样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不刻意追求快速度、但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仍然是重要的。怎样保持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依靠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来激活经济的内在活力;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适时、适度地调节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量关系,使之达到新的平衡。从目的和效果上观察,前者着眼于长远的体制与机制建设,调整的是结构关系,通过改革达到结构优化的目的,但在不少情况下,它难以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还需要国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措施。通过这些调控措施较快地改变经济运行中的数量关系,特别是内外需求的数量关系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这些调控措施往往都只有短期效果,不解决经济内在活力问题。201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峻形势中,国家采取了强有力和大力度的政策调控,这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它有效刺激了内外需求,使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仍保持了较高水平,但在我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规律的支配下,一旦刺激措施弱化或退出,经济增长率便向潜在增长率靠拢而趋于下降。这说明,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而政策调控只能是第二位的、或辅助性的。当前,我国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相互交织,发展经济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与保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矛盾、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发挥财政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矛盾、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与发挥制造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矛盾、房地产价格上涨与稳定房地产投资的矛盾、稳定出口市场份额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矛盾等现象,都说明简单依靠政策调控来改变数量关系,特别是依靠刺激内外需求,都只能事倍功半,甚至会加大财政金融风险,恶化经济结构,进一步弱化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因此要多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视角来探寻经济发展的新路子。5月份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9项重点工作的部署,7月初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上海市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试验方案,针对6月份金融领域出现的短期流动性恐慌,国务院领导强调解决资金问题的思路是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进一步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问题。这些举措都反映了新一届国家领导在经济运行管理中更加重视从改革开放、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的新理念。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适时适度地采取政策调控措施仍然是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不可或缺的手段。希望有所帮助,。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涉及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11月9日公布的这十大举措力度大,出手快,发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烈政策信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以投资为例,中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为13.7万亿元,而这次新安排的扩大内需投资规模到2019年底仅两年多时间内达4万亿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外需减弱,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投资下滑,内需不振,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经济存在下滑的风险。此时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国内需求,是应时之需、必要之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19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9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充分表明了这一轮宏观调控措施的鲜明特点,显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