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历史的角度和财政与经济的辨证关系熟悉赤字和债务问题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非凡是发达国家普遍将财政状况放在整个经济中加以权衡并制定财政政策，很少单纯就财政论财政，在具体分析赤字政策与债务政策利弊时，也着重从财政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来分析，这种置财政问题于宏观经济范畴内的政策选择方式，与这些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强的状况基本吻合。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普遍保持在45%左右；其债券市场较为成熟，治理规范，债券的发行、流通比较顺畅，有助于赤字与债务问题的缓解。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财政赤字年年有，政府债务规模也不小，但不仅未对其经济造成太大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其经济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总体经济发展实力上的不足，更反映在政府财力尤其是中心政府财力的薄弱。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的每一步推进，相伴而生的是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财政“两个比重”的逐年下降。这种局面并未因新的财税体制改革而根本扭转。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5.0%，比1994年仅提高3.8个百分点，而同期的中心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2000年为52.2%，比1994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财政面临着一方面中心财力十分有限，而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沉重的两难局面，各方面要求增加支出的呼声一直很高。假如进一步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最终都将不同程度地依靠中心财政。凡此种种，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支出的缺口不得不通过债务融资方式解决，也不得不保持一定数量的赤字和债务规模。事实上，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也正是得益于财政性融资的支持。1978年—2000年，我国财政有20年的赤字历史，只有在1978年和1985年出现了很少量的财政盈余，利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融资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基本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一再证实，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假如仅仅看到财政债务增长过快，中心财政债务依存度较高就得出缩减赤字与债务规模的结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财政赤字、债务规模和收支差额虽然得到了较好控制，然而国内需求持续低迷，经济紧缩进一步加剧，投资增长逐步滑坡，从而导致经济不景气一财政财源萎缩一经济更加不景气一财源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不能有效地防范财政风险，而且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财政所面临的困难，切实加强对债务收入的有效运用和治理，提高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益，在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培植未来财源。2、从上述指标的实际计算结果，目前也尚得不出我国的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结论首先，从国债负担率看。九五”时期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分别为7.29%、8.17%、10.03%、13.90%和14.64%，而最高年份的2000年也仅为16.44%，2001年的债务负担率约为16.37%，都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次，从赤字率看。根据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财政不列赤字，财政赤字亦即中心财政赤字。2000年以前的赤字一直未包括利息支出在内，以这种口径计算的赤字率都低于2.5%.即使加上利息支出部分，赤字率也仅接近3%.我国当前的赤字情况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期相比，并不为高；与东欧等转轨国家相比，就显得较低，在世界范围基本上属于中等偏低水平。3，从国债依存度看。一般情况下，我们计算国债依存度的方法是：国债依存度＝×100%.根据这一公式计算的结果是债务依存度明显偏高，整个“九五”时期都在56%以上，个别年份达71%左右。因此，有许多人得出我国赤字与债务规模过度和不可持续的结论。但是，这种惯常的计算方法有其不合理性，即计算公式的分母中仅仅为中心财政本级支出，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心财政支出概念，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计算方法，也没有完全反映财税体制改革后的中心财政支出全貌。假如将国债依存度的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扩大到中心财政支出与债务本息支出合计，则国债依存度＝×100%.国债依存度与国债依存度相比较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进一步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用于偿还国债本金部分的发行额并不增加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也不改变中心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只有当年的新增部分才能改变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以及中心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因此，我们将国债依存度分子分母中的本金部分同时扣除，而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仍为中心财政支出，由此得出国债依存度＝国债净收入／中心财政总支出，则国债依存度与国债依存度相比较又大大下降了32个百分点左右。国债依存度的概念又与日本计算债务依存度的方法基本接近，日本的国债依存度＝／×100%）。根据国债依存度计算的我国债务依存度指标近年最高为32%，而且计算依存度的国债收入也为同口径最大，即包括了建设国债转贷地方部分。即使如此，也仅略高于我国专家们常说的国际认同标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债务依存度的计算方法，都是宽范围口径下的计算结果，即将1998年以来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中转贷地方部分计算在内，假如将这部分从当年债务收入中剔除，则几种方法计算的债务依存度的比例都将进一步较大幅度下降，非凡是债务依存度将回归至通常公认的国际认同标准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