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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形势分析，近期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工作，要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企业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服务水平，全面提高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增强中国金融业竞争能力。建立和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建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大环境建设，维护金融稳定。一、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决定金融，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金融稳定的重要前提。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和调控作用，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基础。因此，2019年中国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稳键”调控方式，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具体变化，注重增加灵活性和针对性。中央银行在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增强政策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注意加强预调和微调，充分发挥金融宏观调控作用，适时适度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要维护经济金融稳定，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制度和汇率制度改革；加快金融企业改革，明晰产权主体；完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加强内部管理；促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机构创新能方。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完善汇率制度中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目前除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外，基本取消了利率管制。利率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金融机构依据市场利率确定其资产负债价格体系。一是进一步推进贷款利率的市场化，逐步放开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简化贷款基准利率期限档次。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提高贷款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三是鼓励金融机构用好存款利下浮政策，加强主动负债管理，逐步放开大额、长期存款利率。四是简化并逐步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的上限管理，实现境内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中国于2019年7月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中国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放宽境内机构对外直接投资限制，支持企业“走出去”；积极探索利用外资新方式，逐步放宽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境内的限制。放松境外机构和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上融资限制，优化国内资本市场结构，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拓宽境内外汇资金投资渠道，允许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后，仍可以视情况对短期外债和投机性头寸进行适当限制。
  齐文浩2019-11-06 16:00:57
• 按我国金融机构的地位和功能进行划分，主要体系如下：1、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1948年12月1日成立。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加强外汇管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2、金融监管机构。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保监会。3、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于1979年3月13日，当时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1993年4月，根据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及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外汇管理局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国家局，是依法进行外汇管理的行政机构。4、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监事会由国务院派出，对国务院负责，代表国家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5、政策性金融机构。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其业务的开展受国家经济政策的约束并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业务指导。6、商业性金融机构。我国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机构和保险机构三大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信用合作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机构是指为证券市场参与者如融资者、投资者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包括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保险机构是指专门经营保险业务的机构，包括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保险公司和在华从事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分公司及中外合资保险公司。扩展资料产生和发展最早的金融机构是银行，它起源于古代的银钱业和货币兑换业，货币兑换业规则是现代银行业的先驱。古代银钱业及货币兑换交易大多发生在寺庙周围，及在中世纪西欧数月依次的定期集市上。从商人阵营中逐渐分离出来的货币兑换商，最初只为各国的朝拜者和国际贸易兑换货币，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持续扩大和发展，为避免自己保管货币和长途携带货币的不便和风险，部分异地贸易商和国际贸易商便将货币交由拥有良好保管设施的货币兑换商保管，并委托后者办理异地支付、结算业务。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地中海沿岸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贸易也异常活跃，处于地中海中心的意大利成为当时世界的贸易和金融中心，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此后，随着世界商业贸易、金融中心逐步北移至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业扩展至西北欧其他国家。社会的日趋细密，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及其引致的多元金融需求，促成了其他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各类专业银行，如投资银行、不动产抵押银行、进出口银行等逐步出现；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金融公司、典当行等专业化金融机构，也渐次出现并在各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金融机构体系-金融体系 。
  黄盛慰2019-11-06 15:54:55
• 我国金融市场当前存在的问题：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甚至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行业规模、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市场开拓、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还存在明显的差距。第一，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过于缓慢，内部行业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不协调。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左右，2003年美国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8．3％，而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近年来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过慢，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乏力。金融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均衡，银行业居绝对主导地位，而证券经纪与交易业、保险业、信托投资业的比重相对偏低。而且，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较大，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需要。第二，金融服务各行业竞争力较弱，不能有效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产品。从2004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排名来看，排名第一的花旗银行的一级资本为744．15亿美元，不良资产比率为2．06％；而国内排名最高的中国银行的一级资本为348．51亿美元，而其不良资产比率却达到了5．12％，四大行中中国工商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甚至高达18．99％。保险业方面，根据瑞士再保险的统计，截至2004年底，我国保险业占全球保险市场的份额排名虽居第11位，但保费收入规模仅521．71亿美元，保险密度在全球排名第72位，人均保险金额为40．2美元；保险深度排名第42位，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26％。证券业方面的表现更让人担忧，2004年底我国共有证券公司140家，总资产3781亿元，总负债2765亿元，全年实现利润为－78亿元，整个行业处于亏损状态。第三，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能力不强，外资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创新上具有绝对优势。一方面，国外金融工具种类繁多，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而且对新型金融产品的开发能力相当强；另一方面，目前中资金融机构的金融开发技术比较落后，电子化程度较低、金融工具和品种单调、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在金融创新中处于被动模仿的地位，利用金融创新获取利润和占领市场主动权的能力较差。第四，国内金融机构开展跨国业务的能力低下。除中国银行以外，其他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尚在起步阶段，而外资银行在综合化经营模式下，通过大规模的并购和重组，其分支机构早已遍及全球。在业务开展方面，国内银行大都以传统的存贷业务为主，而发达国家跨国银行已经把业务重点放在如利率互换、出口保理及福费廷等一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上，利用金融创新来获取利润和规避风险。第五，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监管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发达国家大都有支持金融发展的现代化交通、通讯、计算机网络以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并且非常注重适时颁布和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对金融业加以规范，对新业务、新工具进行认证。相比之下，我国金融立法比较滞后，专业性法律层次较低，法规操作性较差，在实践过程中还经常存在不能严格执行的问题。监管体制方面，我国金融监管主要依靠“三会”，社会监管层次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而且监管内容大都以合规性监管为主，对预防性监管的关注不充分。今后应采取的发展策略：第一，培养金融业的服务理念和意识，使其真正成为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重要产业。第二，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金融服务体制。第三，建立健全金融服务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有效控制和防范各种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第四，注重金融服务内部各行业和地区的均衡协调发展，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制，较好地满足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加快证券、保险和信托等其他金融服务行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与实体经济体系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金融服务业的资源配置功能，促进金融资源合理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第五，大力培养金融人才，建立科学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米大斌2019-11-06 15:06:04
• 首先，从你的提问可以看出你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解存在偏差。系统性金融风险指的是所有导致金融风险的因素的总和。也就是说，所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因素之和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是金融危机的来源,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实证结果表明,尽管我国目前的总体系统性风险处于相对安全区间,但受房地产信贷、政府债务风险较高及汇率波动、宏观环境稳定性下降等因素影响,我国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快速上升,潜在威胁不容忽视。我国应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逆周期调控,弱化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建立风险预警,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成因：我国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根本上植根于传统计划经济金融体制向市场经济金融体制转变这一制度背景。我国的经济转轨是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的制度变迁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大比重，为了保证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制度与战略上的倾斜，以保证公有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能否寻求到这笔投资的来源就成为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那么，我国渐进式改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在哪里？首先是公有经济部门的投资资金需求的增长与金融剩余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2年、2003年迄今五个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充分表明了，经济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几次经济过热时期,固定资产年增长率超过30%,最高达到61.8%。这么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意味着公有经济存在着巨额的投资资金需求。在公有经济部门投资资金需求增长的同时，居民部门的金融剩余在不断增加。改革开放的27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81%迅猛地提高到2019年的77.36%，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近70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7.44%，差不多是GDP年均增长速度的2倍。对这笔金融剩余的动员,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其次是金融剩余动员的制度安排。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部门的资本形成依赖于国家的税收体制，当时的国家金融部门实质上只是政府的会计部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公有经济部门的这种资本形成机制日趋解体。以“拨改贷”为特征的企业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企业的融资途径由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主导型转变。国有金融机构成为国家动员和聚集居民部门金融剩余的主要渠道。于是，“政府主导的金融控制成为我国金融制度的核心特征”。第三，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安排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国家通过其主导的高度集中的间接融资体系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直接融资体系主要是国内的股票市场，吸收了绝大部分的社会金融剩余，然后通过倾斜性的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准入政策，将稀缺的金融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公有经济部门，这种转轨的思路和具体的制度实践导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经营风险与银行体系的经营风险呈现双向累积的态势。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增加。从统计数字看,转轨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基本都在60%以上，负债已由个别行业扩延到各个行业,由少数企业扩展到大多数企业,由短期负债扩展到长期负债,由过去的小额零星负债扩展到大额负债,由单纯的技改贷款扩延到固定资金、流动资金贷款。另一方面是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持续上升。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从1995年的22%上升到1999年的41%。近几年，由于政府的干预及银行的努力,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每年降低2～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神奇地从2000年的34%下降到2019年的8.6%，连续5年实现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占比“双下降”。表面上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处于下降趋势之中。但是，有专家估计，经过两年的宏观调控，可能是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第三个高峰。在随后的2～3年，新增信贷将产生5%的不良率。化解风险应从制度入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中长期内的主要任务。鉴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产生于制度缺陷,所以,化解风险应从解决形成金融风险的制度因素方面入手。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发现问题金融机构。如果说金融危机犹如火灾，金融风险犹如火灾隐患，那么金融预警系统就是消防设备。在体系构建方法上，可以从微观、宏观及中间三个层次上来建立一个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按照风险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不同档次，如很高风险、高风险、中等风险和低风险。并可依据国际标准和我国实际情况，设定各档次的风险概率值，比如95%、75%、50%和15%。然后以各项指标数据乘以风险概率值，概算出从风险可能转化为危机的量化值。当然，这只是针对可以量化的风险，对于实际上难以量化的风险如制度性风险以及政府干预导致的风险，只能进行专项披露和评估。加强监管主体的协调沟通能力，完善“四位一体”综合监管系统。当前，我国在强化法定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同时，建立以“一行三会”为监管主体、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纽带、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四位一体”的综合金融监管。但是，“四大巨头”都是部级机构，彼此互不隶属。如何整合有限的金融监管资源，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央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构筑最后一道防线。第二，建立固定的金融协调委员会，增强协调磋商能力。从国内现实情况出发，政府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模式，建立固定的金融协调委员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人行的领导轮流成为该委员会主席，每位主席任期1～2年，不得连任。第三，建立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目前，我国信息系统建设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监管部门各自建立一套信息体系，没有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系统，没有可供监管人员随时调阅和分析监管数据的监管信息处理平台,难以做到信息共享。为了提高监管效率，要尽快建立反应灵敏、反馈及时、渠道畅通的监管信息系统，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大力推进风险补偿制度，完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是建立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国际经验表明,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补偿制度和寿险投保者补偿制度,在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中国金融业发展趋势看,建立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有利于防止金融机构挤兑风险的传递和蔓延,从而在正常金融机构和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1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机制，在对为数不多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中，人民银行对个人债务都实行保护制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国家信用作后盾。隐性存款保险制度是造成我国银行业，尤其是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量居高不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鉴于我国已逐渐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我国应建立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外资银行在内的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2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制度。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建立的一种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国际证监会组织将“保护投资者”列为对证券市场三大监管目标之一。我国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基金的建立，主要是针对某些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造成大量资金黑洞所引发的赔付问题，以提高投资者信心，保持证券市场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3投保者风险补偿机制。由于利差损失和投资失误等因素,人寿保险公司同样存在破产倒闭的风险,寿险公司的倒闭会给投保人带来巨大损失,无疑会影响金融系统稳定。目前，中国寿险公司法人机构越来越多,应当考虑择机建立投保者风险补偿制度,以形成规范的保险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一方面，国有企业必须强化自我约束机制：一是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逐渐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二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三是增加资本投入,降低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国有企业除了要求财政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投入资本金外,必须依靠直接融资方式面向资本市场,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等方式解决。另一方面，加快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步伐。股份制商业银行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模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种制度模式能超越它。目前，我国有三家国有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这并不证明这三家国有商业银行就已成为了真正的商业银行，最多说明它们在制度创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在《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中指出，银行坏账80%来自“非金融”领域。国外专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表明，那些受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往往是金融管制程度最高的国家。根据这些经验教训，我国政府管理金融理念，应由管制转为开放，由封闭转向透明，为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现阶段，要合理划分政府职能在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合理划分政府与金融市场的职能,解决那些政府以行政权力干预金融市场事务而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习惯问题,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二是合理划分政府与金融企业的职能,解决那些政府“不该管”的问题，这是理顺政府职能关系的核心。
  黄益波2019-11-06 14:5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