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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渗透一词不合适。佛教早已成为中国人的宗教，而非印度的。普通人在国外生活5到10年，即可申请外国国籍，而佛教扎根我国已有千年，难道还不能算是我们中国的么？他虽起源于印度，但发展成长于中国，很多教义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观念相吻合，价值观世界观符合华夏民族的民族视野和情感。佛教早已姓中，不姓印。印度人排斥，死抱着他们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不放，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中国人接受，万川集海包容太虚，这就是区别。而我们要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核心是遵循传统，找回传统。中国梦要如何复兴？其中重要的一环的就是恢复儒家为主，佛道两家为辅的民族传统。站高一点，视野才会开阔，佛教是我们华夏民族的，而非三哥的。至于你说的和我们中国文化哪些地方比较切合，这就太多了。艺术方面有绘画、雕塑，敦煌石窟，云冈石窟等，人道主义方面，有内政实施，君王止杀，政治方面，自己脑补，不让发，比如中巴友谊深含的政治艺术，在国际上我们从不轻易站队，和俄罗斯紧密结合却不结盟，将利益最大化，其中就有佛门外交手法。诗词歌赋更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此句一出，后人基本不敢再颂江南美景。
  辛国林2019-12-22 00:54:47
• 汉末三国时期的道教一、诸山道士时期当汉明帝时代，佛教已有开始传入中国的迹象，五岳诸山道士，由于宗教心理的驱使，奋然群起，欲与佛教一较长短；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西岳道士刘正念，北岳道士桓文度，东岳道士焦德心，嵩岳道士吕惠通，诸山道士费叔才、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上表奏称与佛教较法之事，见载于佛道论，事非纯出虚构。由此可知秦、汉以来的方士，到东汉以后，已经渐有道士之称，他们隐居在各地名山大泽，修炼仙道，《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谓：“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其形甚癯。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建立成为一大宗教，却因受到外来宗教的刺激，已隐然生起抗拒的运动。二、张道陵的创教时期到汉末桓帝、灵帝时代，有沛国人张道陵初名陵，本是太学诸生，博通五经，及其晚年，忽然感叹读书无益于年命之事，遂学长生之道，自称得黄帝九鼎丹法，因无资财合药，闻蜀人纯厚，易于教化，乃与弟子入蜀，居鹄鸣山中，著作道书二十四篇。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称其为“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学者，出五斗米，故世称米贼。后世又称其为“五斗米道”。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到了张鲁行道的时期，已经据有东川，掌握实际的地方行政权，设官置吏，皆以鬼神之道命名，俨然为一路诸侯，而执掌政教合一的实权，对于四川政局，有举足轻重之势，实为中国历史上施行地方宗教政治的第一人。三、魏伯阳的弘扬神仙学术由于春秋、战国以来的神仙方士之术，与老子、庄子的玄学，以及阴阳术数与《周易》的学术，出此人彼，互为矛盾。至于东汉期间，便有吴人魏伯阳，认为《周易》及老、庄之学，与修炼丹药而成神仙的方术，原理互通，彼此原为一贯，乃援《周易》、老庄、神仙丹道三种学问，融合贯通而著《参同契》一书，以说明修炼神仙方术的不易原则，而使丹道修炼方法，成为有体系、有科学基础的哲学理论。于是神仙丹道之学，由此大行，《参同契》一书，也成为千古丹经鼻祖，后世道教与神仙家，尊崇魏伯阳为“火龙真人”。其所著书，诚为中国科学与哲学的不朽巨著，也为后来道教奠定中心思想的基石。四、黄巾张角的旁门左道汉末灵帝中平元年，巨鹿人张角，号称事黄、老之术，以妖言惑众，遣弟子散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设立三十六方。所谓方者，犹如汉代政制的大将军。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师，欲图谋反。事败，张角即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衣著黄巾的标志，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宝称“地公将军”，梁称“人公将军”，由此而天下大乱。类此以道术惑众，如后世宋元之间的白莲教、清末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凡借用宗教之名相号召，阴图政治的运动者，应当引为殷鉴。五、汉末著名的道士以上引据的事，皆为北魏时代扩张道教最为有力的先声，如张道陵、魏伯阳等道术，后来成为道教正一派的符篆，与正统神仙丹道的两大主流。当汉末、三国期间，时逢乱世，怪诞传说繁兴，凡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又为当时与后世乐于称道的神仙故事，为道家神仙传等书所采信录取的，如刘晨、阮肇、麻姑、费长房、钟离权、左慈、于吉等人，皆为后世道教确信为神仙之流，不下一二百人。大凡宗教中人，其生平行事，若不类似神奇，就不足为号召。何况神仙之事，本来就以特立奇行、异乎常人相标榜，于是仰慕道术仙人的信念，就弥漫朝野，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了。但促使汉末、三国、魏、晋之间道家发展的，约有三个原因、两种趋势。第二节魏晋时期的道家一、许旌阳的丰功伟绩道家在汉末一变，而有张道陵的道术，后来成为江西龙虎山天师世家的道统，宋元以后，又成为道教一大派系而称为“正一派”。但在东晋时期，许旌阳在江右以道术整治南昌、九江间的水利，提倡传统文化的孝道，创立净明忠孝教，其平生行谊，丰功伟绩，永铭人心，《神仙传》中记载，称其功成德就之日，拔宅飞升，犹如汉代传奇淮南王鸡犬飞升的故事。他在道教中的地位，被尊为历代仙班中数一数二的富贵神仙，对于后世道教的影响极大，虽与张道陵创教的时代不同，而且南辕北辙，互不相关，但其簸扬南方道家思想，深入世俗人心，成为民间习俗所称道教中的江西庐山道法，与江南句容的茅山道法互为雄长，成为道教建教的功臣，洵非偶然。二、抱朴子的富贵丹砂当东晋时期，道家学术思想，随晋室而南渡，许旌阳创道教于江西，抱朴子葛洪修炼丹道于广东，此皆道家荦荦大端的事实。葛洪著作等身，留为后世丹经著述，及修炼丹道的规范，成为晋代列仙中的杰出奇才。道家相传“葛、鲍双修”的术语，就是指葛洪与其丈人南海太守上党鲍元，都是不舍夫妇家室之好而成为神仙的榜样。葛洪所著《抱朴子》传述的丹道，以炼服药物而成神仙为主，以栖神存想为用，实为传统方士派的正统学术，并非后世道家专主身心内景，以性命双修为炼丹宗旨，故葛洪亦擅长医药，尤精于外科。所著《抱朴子》的外篇，又包括立身处世、政法策略与兵书军事等思想，可以媲美《庄子》、《淮南子》等道家名著。东汉时，魏伯阳著《参同契》，曾已指出道家法术流派的混杂，所谓旁门左道，归纳地说：“千条有万余”。葛洪在《抱朴子》中，也曾记述方士之流的妖言惑众，自欺欺人者不计其数，他指出有人自称已活了八百多岁，亲自看见孔子出世，手抚其顶，许其将来可做圣人云云。由此可见道家者流，诳妄虚诞之辈，混迹其间，比比皆是，古已如此，于今更甚，这是道教最大的流弊。宋代张君房撰《云笈七签》，汇集道术精华的大成，可以概见宋代以前道教的大要。但从《抱朴子》中汇述神仙方士的记载，也可概见秦、汉以来直到两晋道家的大略。但葛洪对于魏伯阳《参同契》的学术，一字未提，似乎葛洪当时，并未亲见其书，或因限于古代的时代环境，学术交流，良亦不易。三、魏晋玄学与道家思想大凡言中国学术思想或哲学史者，对魏、晋人的“清谈”与“玄学”，皆列为中国文化演变的主题。关于“玄谈”兴起的背景，多数认为由于政治环境与思想风气所形成，大都忽略两汉、魏、晋以来朝野社会，倾向求仙的风气，与神仙道士等解释“三玄”之学，如《周易》、《老子》、《庄子》的丹经思想。能知此者又不通于儒家的俗学，明于彼者又不识道家的丹诀，故不两舍而不言，就偏彼而重此。倘若更能了解汉末、魏、晋以来神仙道士的思想，久已占据人心，且具有莫大的潜力，那对于魏晋“玄谈”兴起的原因，就可了如指掌了。汉末、魏、晋时代，上至帝王宫廷，与士族巨室，下至贩夫走卒，由于世家宿信仙人的观念，已相沿成习，犹如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十之八九，世家传统，都是信仰佛道两教。但身为知识分子，读书为求明理，且心存君国，志在博取功名官爵，要求富贵而兼神仙，毫无疑问必为背道而驰。而传统思想习惯，又已深人人心，虽心向往之，在表面上，又不得不加驳斥自以鸣高。于是神仙道士们所提倡“三玄”之学，一变而为空言理论的“清谈”，乃是势所必然的演变，何况时衰世乱，避世避地既不可能，而当时佛教还未普遍建立规模，所以也无从逃佛逃禅，犹如五代人才的脱屣轩冕，相率入佛。与其说“玄学”的兴起，由于哲学思潮的刺激，毋宁说是魏晋知识分子对于神仙道士追求形而上的反激。例如曹魏建安父子兄弟的著作，已可窥见汉末因玄想而引起的旷达意境。他如东晋的世家士族，若王谢等家，也都是崇奉道士们的道教，如《晋书·王羲之传》称：羲之次子凝之，为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寮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静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日：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又如谢灵运儿时，其家为求其易育，曾寄养于天师道的治所。他如东晋诸名士的学术思想，不入于道，即接受新兴的佛学，大体只有成分多少的分别，并非绝无影响的可能。东晋范宁常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如云：“王何蔑弃典文，幽沉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以至礼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故吾以一世之祸轻，历代之患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也。其实，以“玄学”或“玄谈”的兴起，一概归之王弼、何晏，未免过分，且亦不明其思想渊源之所本，殊非笃论。但自“玄谈”兴盛，使道家论神仙丹道的学术，在思想上，更有理论的根据与发挥，形成为后来道教的哲学基础，实由“玄学”而开辟其另一途径。四、道佛思想的冲突与调和当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与佛经翻译事业，已开展其奔腾澎湃之势，西域佛教名士如支谦、支亮、支遁等人，留居中国，且与魏、晋时期国内诸名士，都有密切交往，学问切磋，也彼此互有增益，事载于佛道两教典籍者，姑不具引。即在六朝笔记《世说新语》中，亦可知见一斑。国内佛教名僧如道安、僧肇等辈，都是深通中国文化如“三玄”等学，甚之，援道家名辞理念而入佛学，乃是非常普通的事实。初在庐山创建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原本修习道家，后来服膺佛教，创念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法门，与道家的栖神、炼神方法，又极类同。西域来华名僧如鸠摩罗什，对于老、庄之学，尤其熟悉，故翻译佛经，引用“道”、“功德”、“居士”、“众生”等等名辞，如数家珍，也都是采用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家语，此在中印文化思想的交流，佛、道两教教义的调和，已理有固然地走上融通途径。至于修炼的方法，佛教禅定之学，与道士修炼内丹之方，其基本形式与习静养神的根柢，完全形似。佛家出家观念，与道家避世高蹈的隐士观念，也极相同。佛家密咒、手印与道术的符箓法术，又多共通之处，于是融合禅定、瑜伽、丹道而为一的后世正统道家内丹修炼方法，便于此时深植种子。从以上的引述，已可简略窥见魏、晋道家的风气，由汉末的演变，积极趋向形成道教为宗教的路线，约可归纳为两个原因：一时衰世乱，政局不稳，战争频仍，地方势力的割据形势，与依附众望所归的士族集团以自保者，随处有人。高明之士，如许旌阳、慧远等人，有鉴于黄巾张角之流的行为，但取宗教的思想与方法，作为避地高蹈，保境安民的教化，自然而然形成为一共同信仰的力量。同时自张道陵、张鲁子孙所创的五斗米道，渐已成为具有历史性的组织，渐渐与各种道派合流，形成后来道教的具体力量，也是势所必然的结果。二佛教思想的传入，使有识之士，对于神仙道士的超神入化之说，愈有信仰研究的兴趣。且鉴于佛教的教义与修证方法，具有系统而理论有据，于是谈玄与修炼丹法，也渐求洗炼而趋于有理论的根据，与有系统的途径，如葛洪对丹道的汇编而著《抱朴子》。他如嵇叔夜著《养生论》，为后世道士取为神仙可学的资料。慧远著《神不灭论》，后来影响南朝沈约之作《形神论》、《神不灭论》，亦为后世道家取为神仙理论的张本。总之，中国文化，自上古而至周、秦时期，由儒、道本不分家开始。再由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分家，使道家与方士的众术脱颖而出。复由汉末、三国而至魏、晋时期神仙方士的蜕变，渐渐形成北魏时期扩张而成的道教，在政治地位上，正式与佛教互争宗教的教权。由于以上的简引略述，大致已可见其概况。第三章道教的成长第一节北魏时代道教的定型与道佛之争晋室东渡以后，文化思想与政治局面，相互自为因果。社会不安与思想散漫，连百余年之久。外有佛教文化源源输入，一变历来从无统一信仰某一宗教的习惯，内有道士神仙思想的普遍发展，促使中国文化中儒、道两家学术的再度混合，使新兴的宗教——道教逐步定型。由此扩展到北朝社会，在政治上开始道、佛两教的互争雄长，彼此争取宫廷及士大夫们的信仰以推行其教化，而促使此种情况成为表面化，一变两晋以来各派道士的各自为政，号召团结群力而成为教争的力量，应推北魏时代最为热烈。此时领导道教运动的人物，当然以北魏朝的天师寇谦之为其中坚分子，今综合《魏书·释老志》、道教《神仙传》、及中国佛教史传等的记述，简介寇谦之建立道教，与道、佛两教的纷争事实如次：北魏世祖时，道士寇谦之，安辅真，雍州人。早好仙道，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罔效。有仙人成公兴，求谦之为弟子，相与入华山居石室。兴采药与谦之服，能不饥。又共入嵩山石室。寻有异人，将药与谦之，皆毒虫臭物，谦之惧走。兴叹息曰：先生未仙，正可为帝王师耳。未几兴仙去，谦守志嵩山，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集于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自天师张道陵去世以来，地上旷职，汝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师之位，锡汝《云中新科》二十卷，自开辟以来，不传于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宁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加以服食闭炼。使玉女九嶷十二人，授谦之导引口诀，遂得辟谷，气盛，颜色鲜丽云。据此可知，由汉末、魏、晋以来张道陵所创的教法，以及神仙道士的丹诀等，一到北魏寇谦之时代，遂加以变更，成为正式的道教，从此捧出教主“太上老君”的称号，同时又改变张道陵以来以中国名山大泽的名胜洞府做为教区的传统，转移其神仙管理人间的治道，一变为人、鬼、天、神互相交通，建立天上人间一体的道教系统的雏形，如云：奉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云老君之元孙，昔居代郡桑乾，以汉武之世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盖历术一章之数也。以嵩岳所统广汉，平土方万里，以授谦之，作《诰》曰：吾处天宫，敷演真法，受汝道年二十二岁，除十年为竟蒙，其余十二年教化，虽无大功，且有百授之劳。今赐汝迁入内宫，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四录，修勤不懈，依劳复迁。赐汝天中《三真太文录》，敕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一曰：阴阳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宫散官。五曰：并进录。主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凡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转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能兴造克就，则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数甚难。但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若家有严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服药，学长生之术，即为真君种民。药别授方，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皆有诀要。又言：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宫，宫有一主按：此数字，皆由汉儒易经象数观念而来。最高者无极自尊按：此乃易经太极观念与列子学说之变辞。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载阴阳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赵名道隐，以殷时得道，牧土之师也。按：此为宋元以后民间道教观念洪钧老祖的张本……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髠形染衣，断绝人道，诸天衣服悉然。崔浩的弘扬道教与排佛始光初，寇谦之初奉其书而献之，魏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权臣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于是上疏力事赞扬，世祖欣然，乃崇奉为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教大行。及嵩岳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及世祖讨赫连昌归，尤重其预言而中。谦之奏请世祖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按：此为唐宋以后，帝王接受道教授箓的先声。于是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继位，皆如之。寇谦之卒时，年八十四，正月间，先示弟子谓梦中成公兴召之于中岳仙宫，五月二十七日，果羽化，有清气若烟，自其口出，尸体引长，量之八尺三寸，三日以后渐缩，至敛，量之长六寸。于是诸弟子以为尸解变化而去，能不死也。后又有人见之于嵩山之顶云云。由以上简略的引据，可见在北魏时代，寇谦之正式建立道教的规模。及至魏武帝时代，引起道、佛两教争端的主要人物，实际上是信奉谦之天师的弟子权臣崔浩所主动。其动机，当由于狭隘的宗教心理作祟，同时，亦由佛教本身自有流弊而促成其事，如佛教典籍《佛祖历代通载》所记云：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三月，西伐长安，与崔浩皆以为佛法虚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讨盖吴，至长安入佛寺，沙门饮从官酒，从入其室，见大有兵器，出白太武，太武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同谋欲为乱耳。命有司按诛合寺僧，阅其财产大有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物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人按：或为掩蔽逃难妇女而设，亦不可知。浩因说帝，将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寇谦之切谏以为不可，浩不从。先尽诛长安沙门，焚烧经像。还宫，敕台下四方，命一依长安法。太子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匿亡获免，收藏经像。塔庙在魏境者，无一孑遗。迨太子继位为文成帝，召复佛教。后浩以修国史得罪，夷五族而死，果报甚惨云云。但自北魏永平二年以后，沙门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到了延昌年间，北魏佛教，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梁武帝在南朝方面，亦大事修造佛寺，这在中国宗教史上，实为佛教的一大盛事，当然会引起诸山道士的反感，也是理所必然的事。由以上的征引，可见道教在北魏时代，自道士寇谦之开始，综合秦、汉、魏、晋的神仙方士之术，及役使鬼神、符箓、法术等流派，形成初期正式道教的规模，从此而代有充实，一变综罗复杂的道家学术，成为比较纯粹宗教性的道教，奠定道教仪式的斋忏醮仪等规矩，而为唐宋以后道教教仪的根据。若以进化史的观念论断，从此以后研究道教，则较为有条理系统可循。如从原始道家学术的立场言之，则有南桔北枳之异，醍醐变为乳酪，精华散失，犹存糟粕之感矣。第二节南朝的道教与陶弘景自寇谦之在北魏创建正统的天师道，使之成为正式的宗教以来，不但在北朝已深植根基，由此渐及南朝六代，亦普开风尚。当此时期，佛教的传布基础已立，但未能独步天下的原因有二：一由于民族意识的反感，士大夫们据传统文化中儒家所标榜的“三纲五常”为之力争，而斥佛教为“无父无君”的异端。二因道教外冒黄、老的传统，内主老子、列子、庄子的思想，与神仙方士的学术，以及儒、道不分的形态，无论在政治地位，以及朝野信仰上，或明或暗，随处与之抗衡对立。但风气所及，所有六朝学术与文学的著作，普遍的共通思想，都已不离道、佛两家的范围。因历史背景与社会风气的影响，朝野上下，在百余年间，都被道、佛思想所左右，并且皆以此种思想形态，笼罩一切。尤其到了南朝的梁武帝，遂在这种思想风气的潮流中，成为时代的牺牲者。因梁武帝笃信佛、道两教，曾亲自三度舍身僧寺为奴，宣讲佛经，而又同时亲讲《老子》，并且亦崇尚孔、孟之学。他不但对三教有同好，而其兴趣尤多偏重超脱的出世情调，在行为生活方面，有许多地方，俨然如一宗教家。可惜时代造英雄，使他作了皇帝，倘使他一生从事学术或宗教的研究，也许在千秋事业的成就上，较为一代之雄更为伟大。唐代贤臣魏徵论史，对于梁武帝与宗教关系，曾有最中肯的论断，如云：高祖固天攸纵，聪明稽古，道亚生知，学为博物，允文允武，多艺多才。爰自诸生不羁之度，属诸凶肆虐天伦之祸，纠合义旅，将雪家冤，曰纣可伐，不期而会，龙跃樊汉，电击湘郢，剪离德如振槁，取独夫如拾遗，其雄才大略，故不可得而称矣。既悬白旗之首，方应皇天之眷，而布泽施仁，悦近来远，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学，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胄仁义，折冲樽俎，声振寰区，泽周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斫雕为朴，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几终夜不寐，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饰智以惊愚。且心未遗荣，虚厕苍头之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饮食男女。至于轩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惠。高祖屏除嗜欲，眷恋轩冕，得其所难而滞其所易，可谓神有不达，智有所不通矣。又如《新唐书·萧瑀传》赞曰：梁萧氏兴江左，实有功在民，厥终无大恶，以浸微而已，故余社及其后裔。以此验魏徵之论，益见其为平允。陶弘景调和道佛的主张梁武帝酷好道、佛两教，故两教的奇才异能之士，亦应运而兴。在佛教，有宝志禅师又称志公、傅翕又称善慧大士等人，杰出诸方，在粱武帝朝中处于师友之间的关系。在道教，有贞白先生陶弘景，隐居修道于句容茅山，亦与梁武帝处于师友之间，时人号为“山中宰相”。如史所云：粱处士陶弘景，仕齐为奉朝请，弃宦隐居茅山。梁主早与之游。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书，焚香虔读。屡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大议，必先咨之，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殁，为诗曰：夷甫王衍字任散诞，平叔何晏字坐空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盖因时人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弘景故作诗讥之。陶弘景在南朝的政坛上是负有时代重望的人物，而其毕生致力学术的方向，始终以修道炼仙为目的，从南北朝的道教史而论，他与北魏时代的寇谦之，都是建立道教的中坚分子。但寇谦之是以纯粹道教的宗教姿态从事传道的活动。陶弘景犹有道家老、庄的风格，参合神仙方士的道术，介乎入世出世之间，隐现风尘，游戏三昧。而他的道家思想已经渗入佛家思想的成分，而且是趋向融会道、佛两家思想与方法的前驱。至于修炼神仙与采用道术的方法，注重养生丹药而近于抱朴子，故亦著有关于医药方伎的《肘后百一方》等书。但在天人的观念上，他亦如寇谦之一派，注重斋忏醮仪的祈祷，著有道教著名内典的《真诰》一书。但对于神仙事业的地位，他与抱朴子及寇谦之等观念，又有迥然不同之处，如其所著《真灵位业图序》云：夫仰镜玄精，睹景耀之巨细。俯盼平区，见岩海之崇深。搜访人纲，究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但名爵隐显，学号进退，四宫之内，疑似相参。今正当比类经正，譬校仪服，埒其高卑，区其宫域。又有指目单位，略说姓名，或任同秩异，业均迹别者，如希林真人，为大微右公，而领九宫上相，末委为北宴上清，当下亲相职耶。诸如此类，难可必证。谓其并继所领，而从高域粗，事事条辨，略宜后章。辄以浅识下生，轻品上圣，升降失序，梯级乖本，惧贻谪玄府，络咎冥司。今所诠贯者，实禀注之奥旨，存向之要趣，祈视跪请，宜委位序之尊卑，对真接异，必究所遇之轻重。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自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若不精委条领，略识宗源者，犹如野夫出朝廷，见朱衣必令史。句骊入中国，呼一切为参军。岂解士庶之贵贱，辨爵号之异同乎。关于道、佛两教学术的争执，当北齐之际已有正式下诏敕诸沙门与道士达者，如陆修静等，亲自校对法术理论的事实。及南朝梁武帝时代，道、佛两教的纷争，虽愈趋尖锐，但在修炼证真的思想与方法上，已经开始融通互会，渐次入于同流的趋势，名士如沈约、刘勰，隐士如何点、何胤。佛教法师如慧文、昙鸾等人，都是领导此一风气的人物。尤其如陶弘景对于道、佛两教的论断，当时已有极其深刻的名言，如其《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云：至哉嘉讯，岂蒙生所辨。虽然，试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论。若引庖刀汤稼，从养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从，终无永固之期。夫得仙者并有异乎此。但斯族复有数种，今且谈其正体，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今问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铸炼之事极，感变之理通也。当埏埴以为器之时，是土而异于土，虽燥未烧，遇湿犹坏，烧而未熟，不久尚毁，火力既足，表里坚固，河山可尽，此形无灭。假令为仙者，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众法共通，无碍无滞，欲合则乘云驾龙，欲离则尸解化质，不离不合，则或存或亡，于是各随所业，修道进学，渐阶无穷，教功令满，亦毕竟寂灭矣。中国文化，自上古至三代为一变，历商以至周代开国之初又为一大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又为一变，自秦、汉历南北朝至于唐初开国为一大变。渐次及于宋、元之际为一变，再由明、清两代至于现代，又为一大变。当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巨变的主因，实因西北边疆民族的侵凌，以及佛教文化输入的刺激所引起。历时约经二百余年，佛经翻译，与佛教传布事业的开展，由教宗教仪式理哲学根据行修证方法果实证圆成有系统的迻译，已渐次渗入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且已普遍为国人所接受，而又加以融会阐述。因此渐有中国佛教各宗的兴起，一变印度佛教而成为中国的佛教，尤其融通儒、道两家思想而崛起为中国禅宗的成长，更促使南北朝服膺道教及笃信神仙修证者流相率努力，遂有综合儒、道、墨、法、名家等精要，而扩展为唐代以后道教的规模。然所遗憾者，自战国以来的道家传统，虽亦师弟相继，但皆时异势易，以隐密秘传为能事，并无直接接受的踪迹可寻。故到南北之间，虽北有寇谦之，南有陶弘景，亦皆各自为政，不能联合统一，使其学术思想成为一贯而有具体的组织，以此与有传承严整的佛教相较，自然处处逊于一筹了。
  齐昱珲2019-12-22 00:36:48
• 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教的原因是有很多的，主要有时机正好，其次是因为皇上的大力支持。佛教是源于古印度，是在西汉末传入我国，并一直在我国存活下去。其主要盛行的原因主要有，当时的社会是动荡不安的社会，是有常年的战争的，而且只要有战争就会对百姓造成影响，最后伤害最大的还是百姓，所以当时百姓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所以就为佛教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这使得人民会更加迎合佛教的流入。还有就是当时的国家动荡，让皇帝也是担心，所以就顺势让佛教流入，并且鼓励其存在，安抚好百姓的民心，国家才有发展潜力。因为当时的佛教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所提供好处，因为佛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很容易欺骗和麻痹百姓，让来百姓更对自己的不安之心提供一剂麻醉药。另外，佛教与儒教的思想是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都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控制百姓的方法，是让百姓忠于统治阶级的手段。不同之处是儒学是社会学，是让人入世，叫人做人道理，做事原则，鼓励人不断学历经历成长。而佛教是安抚百姓，让百姓要出世，不能因为现在的困难而烦恼，因为还有下辈子所以就觉得有后路了，大不了下辈子从新来过。佛教是教育人们虽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也要学会在苦难中学会感恩。
  黄盛松2019-12-22 0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