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下面的文章2019年中国经济几大悬疑我觉得中国经济就像一幅国画：远看很好看。这个角度也可来看地方政府融资的一些问题。远观，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近看，金融体系很差，财政体系、政府体系都不完善2019年中国经济何去何从，不仅是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们为之思考的问题。近日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和金融研究院共同召开了“2019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研讨会，在全面分析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得失后，更是为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进行了总体把脉。对于2019年中国经济的几大悬疑，专家们贡献了相关的预测，以及政策建议。中国经济是否面临通胀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2019年到2019年中国将面临通货膨胀。为什么？从四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从货币存量与收入及价格的关系来看，从2019年到2019年，短短两年时间里，M2增长率大大高于收入GDP的增长率，这一定会通过价格水平的上涨来反映。而CPI、PPI都还处在较低的位置，则意味着2019年和2019年将是一个持续的通货膨胀。第二，货币扩张的通胀效应是客观存在的。2019年的货币存量M2要比2019年增长了27.7%，而收入增长率仅为9.1%，这就是货币供应冲击。而高速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一定会影响收入和价格的变动。再看M0，M0指的是流通中的现金，M0的增长率到了2019年第一季度为15.81%，增长这样快表明又是一次的货币供给冲击。我们能够避免未来两年的通货膨胀吗？不可能避免。为什么？钱发出去了。第三，影响货币存量变动的因素是什么？通俗地说，经济生活中的“钱”很多，企业和个人更容易获得各种贷款，大量的货币去追逐稀有商品、黄金和各种资产。商品、资产价格暴涨就演化为一场全面的通货膨胀。我把这称为“长期的流动性过剩现象”。2019年和2019年都将面临一个长期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价格上涨则意味着货币流动速度的持续上升，而累积的货币供应量越来越多，流动性就更加泛滥。流动的原因就是流通中现金增长得太快，也就是说通胀预期的基础，是货币供应量的过多发行。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对通胀预期的上升会有三个转变，第一个存款向通货转变，定期向活期转变，长期向短期转变。中央银行干什么？只有两个途径，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应量，但是，即使这样做了，在短期一年两年之内仍然是通货膨胀。那么，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提高多少，都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第四，货币供应冲击的产出增长效应递减。从经济周期理论来讲，2019年的复苏是货币供给冲击造成的。那么货币的扩张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增长率呢？回答是不可能。两次的高通胀正是与过快的增长率相关，也是与货币供应量的超速增长正相关，而依靠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可能长期推动经济增长。我认为，中国未来六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应该是直接下行。因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定会形成驼峰型的变动，这是规律。总体上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与GDP增长率是同向运动的。货币供应冲击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当货币供应增长率下降以后，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将回落到，乃至低于潜在增长率。如果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将是更高的通胀率，因此我认为2019到2019年必须思考适度从紧。因此，2019年即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会留下一个通货膨胀的年代。怎样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学彬：今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比较大，主要由美国引起。美国试图把一些发达国家和大的发展中国家拉进来，一起向中国施压，那么人民币升值能不能减去中国的贸易失衡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极大的贸易顺差的根源，不是对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而是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目前我们需要的不是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而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加速转换。转换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而目前，提高居民收入特别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一个低工资高就业、低消费高积累、高经济增长低福利增长、高贸易和资本顺差、高外汇储备、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模式不能全盘否定，它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资金实力技术，只有人，那么只好勒紧裤带，拿出产品低价卖给外国人，赚外汇，买进需要的技术设备。那时作出这种牺牲是必要的，但当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外汇储备已经不能再用于买机器设备，那怎么办？我们只能借钱给美国人，让他们再来买我们的东西。这种恶性循环导致老百姓拼命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卖给外国人，外国人没钱买了怎么办，我借钱给你再来买，这种循环再下去几十年，中国就会把自己所有的自然、劳动力资源都消耗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可我们付出的已经比过去大得多。过去一个人可以养活四五个人，现在一个人养活自己和儿子就可能困难。你挣的钱通货膨胀贬值了，拿着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也贬值了。因此，转变经济模式刻不容缓。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是启动内需。我们做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在扩大内需方面做得不够。内需不足，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过多地压低了劳动力的价格，把它当做生产发展的优势。但这个优势肯定应该改变，现在要提高劳动力的收入，就是要提高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控制房价、完善社保。在这种转换中间，需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适度升值，而不是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大幅升值。固定资产投资会如何调整国家发改委宏观院投资所投融资研究室主任杨萍：2019年投资形势会怎么样？2019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也是2019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第二个年份。经济增长构成对我国相当长一个时间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基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明年的投资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也是政府政策制定部门比较关心的问题。国民储蓄率很高的情况下，2019年会不会发生大的向下调整？在很高的储蓄率水平下，投资大幅度过快地下降对国民经济是有较大影响的。可以看到，政府部门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是四万亿投资计划与投资增长的构成。2019年，中央政府安排1040亿，2019年是5038亿，2019年是5722亿。增速还是比较高，但跟2019年相比已经缩小了。另外，在国家的投资管理当中，除了发改委安排的投资政策之外，财政和其他部门也安排了部分固定资产投资。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预算：2019年安排了9080亿，2019年安排了9927亿。从这点也可看出，2019年产业扩张力度与2019年相比也是有个收缩的。对房地产，这个对资金比较敏感的行业来讲，如果2019年的货币政策发生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或者房地产政策继续当前的局面，那么2019年房地产投资将是一个比较微妙的过程。我们对它的判断现在也不是特别的确定。现在正在做的是房地产市场制度性的一个变革。房地产开发税出台的时机、相关保障房建设以及房地产市场范围和保障范围重新确定，将从基础上改变房地产市场的格局。这也会对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产生影响。总体来看，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的结束，2019年投资增长将会有一个正常的路径，经济形势和货币信贷政策将成为影响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另外，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将减少对外需的依赖性，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我估计，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与2019年相当。2019年怎样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永钦：我觉得中国经济就像一幅国画：远看很好看。这个角度也可来看地方政府融资的一些问题。远观，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近看，金融体系很差，财政体系、政府体系都不完善。地方债务高企，债务链也是很高的，拆东墙补西墙。现在比较流行的政策建议是什么呢，两个字，拆包。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逐包打开，每个包里面都有很多项目；一个是逐笔核对。这是不合理的。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有很多，但是大致分为三类：将各种项目放在一起，降低透明度；重复抵押；不同的部分抵押给不同的银行。第一种方式比较朦胧美，比如美国资产证券化是将信息敏感的资产打包成信息不敏感的资产，促进交易，提高福利。两房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从拆包开始的，因为有些资产的价值不一样。一旦区分，会引发逆向选择，会崩溃。后两种方式充分利用了抵押品的价值，拍卖土地，相对地放松了约束，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水平。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就是将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未来收益变成可以转让交易流动的资产。美国是资产部门金融创新，中国是政府部门在进行金融创新，地方政府创造了一个内部的资本市场。必须要区别地方政府融资过程中的两个因素。好的因素是会促进金融发展，坏的一方面会加剧泡沫产生。西部刚起飞，房地产还未兴盛，可以适度放松；而东部地区需要规范，但是也不能过分拆包。另外对不同的项目，应有严格的规定，加强导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