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时怎么投资可以最大程度上保值

章袁凯 2019-12-21 23: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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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买黄金、房产等,不过也不算顶好,我个人建议你去做期权,不但能保值,还能赚钱。在通胀压力下,很多人开始用投资来应对通胀。做在线期权交易,就是不错的选择。对于一些小额投资者来说,投入很少,但可以达到1小时80%的收益率是相当不错的。我自己炒股,如果投的钱太少了,收益少的可怜,涨幅不大的时候,收益也少。通胀压力下,他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听朋友的介绍在Trader711在线期权交易平台上做外汇期权和指数期权,就在市场波动大的时候稳当的交易几笔,但回报率却截然不同,感觉对自己这样的小资金散户就非常合适。
龚家贱2019-12-22 0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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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公职人员最好,工作稳定。地皮最保值。
    符翩翩2019-12-22 00:54:19
  • 金融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是--物价飞涨--民众强烈不满--在各种矛盾的夹击下--从而最终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然而,美国在金融经济危机中,生活物价稳定,房价普降,普通民众生活泰然。美国的政治家是通过大量的印钞票,变着法子的发给普通人--以提高福利、生活、医疗保障,扩大普通民众的保障范围。进一步提高和保障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美国的政治家是通过大量的印钞票发给普通人--有起到"稀释富翁""劫富豪""均贫富"的作用。美国的政治家是通过大量的印钞票,变着法子的发给普通人--成功的克服了因金融经济危机而带来的物价飞涨,也成功的克服了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我看这不是什么无奈之举!而是顺势而为!在金融经济危机中,给人感觉是美国的政治家们似乎懂得普通民众的生活"疾苦",懂得怎样为国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眨眼一看,美国似乎已经一枝独秀领先于世界上百年?好象美国是在这场危机中悄悄地走向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解决这样大的超级危机的"活儿",不是美国"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大群"的官僚家经济学家金融家银行家实业实干家专家学者们所能干的,他们能干的话也就不会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了,所以,这"活儿"最终必须得由美国的政治家战略家们去干去解决。一句话——还是美国的政治家战略家们比较明智聪明。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家战略家们有何感叹感想呢?衷心的告戒:对于中国在这场金融经济危机中而言,要想根本的解决物价、房价问题以及重要的民生问题,要使得中国的物价尤其是民众生活所需的物价保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基本稳定,要使得中国的普通民众的余钱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得到有效的静态保值,光靠"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大群"的官僚家经济学家金融家银行家实业实干家专家学者们是无法解决的,相反还会适得其反,因而,必须是由中国的政治家战略家们闪亮登场,拿出政治的魄力、政治的勇气与政治的智慧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以保我社会主义中国的江山社稷,千万千万不可睡小觉。
    黄盈瑞2019-12-22 00:36:24
  • 中国目前已处于高通货膨胀时期,但政府有能力去应对,因此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不过物价上涨等现象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目前黄金和房地产都有贬值的倾向,不宜大量购置,可以考虑债券保值和股票保值个人应对:1、买入黄金等贵金属。2、适当买入低价股票3、购进房产。有经济保障就消费吧,旅游,购物,享受生活。
    齐智敏2019-12-22 00:18:33
  • 金融危机好像没什么东西是可以保值的吧,一切都在狂跌狂贬值,你想问的是通货膨胀时什么东西是最保值的吧,传统的有黄金,非传统的有在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基础上进行不动产投资坐等日后经济恢复时再卖,这样你花十万块就可以买到日后值一百万的不动资产,当然这也要看经济复苏时间的.....。
    赵风雪2019-12-21 23:54:43

相关问答

1)危潮中十大暖行业--电影业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娱乐产业上扬的契机,电影业尤其如此。在危机时期,人们需要娱乐来解压。即使是2019年1月贺岁档遭遇百年不遇的严寒,8月暑期档与北京奥运重叠,再加上5月四川大地震的破坏性影响,就算没有金融危机的萧条背景,中国电影行业在2019年度的发展轨迹也是不完整的。即便如此,2019中国电影票房仍连续2年保持26%以上增速,增幅居全球之首,电影产值首次进入全球前十名。而国外的经验也表明,经济不景气的背景,恰恰是电影业繁华的契机。正是在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开创了好莱坞的“黄金时代”。2019年中国的制片方到底拍了多少片?据广电总局电影局统计数据,全国故事片有406部,再创历史新高。这些片到底赚了多少钱?我国电影票房危潮中十大暖行业--典当业典当业在经济寒冬中直面机遇。去年第三季度,广东省典当总额较二季度增长55%,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1%。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信息显示,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而去年1月至10月广东有1.56万家中小企业倒闭,金融风暴正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为了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广东省政府除了在原则上通过了小额贷款试点实施意见,还一次性新增投放10亿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扶植中小企业。但在许多中小企业主看来,眼下已是“火烧眉毛”,第二天睁开眼睛,就有可能面对倒闭或债主临门的残酷现实。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典当业在经济寒冬中直面机遇。据广东省典当协会统计经营情况显示,去年第三季度,全省典当总额较二季度增长55%,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1%,税后利润增加了83%。在商机转瞬即失的市场上,“快捷”对中小企业来说无疑具有很大诱惑力。很多来典当行的中小企业都是因为急需用款,当天开车来,当天资金就可以到账。等资金周转开十几二十天又可以赎回。方便也是典当的一大优势。广州誉景典当行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洁诚说,典当行在办理典当业务时,不需要过多地审查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资产状况等,只要企业拥有有价、合法的抵押物即可从典当行获得资金,这也为企业省去了很多麻烦。典当热背后凸显的是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难的问题。这才是典当行受中小企业欢迎的根本原因。评点_也是危机逼的。
两者的关系:1、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表示未来形成经济发展的投入增加,未来GDP的产出就会增加2、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形成当前GDP的投入增加,使眼下的GDP立即增加3、固定资产投资既产生当期的GDP增量,又带来远期的GDP增量,双重效应。扩展资料:国内生产总值都不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也不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统计。通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活动,国民经济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新兴部门,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增强经济实力,为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物质条件。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资门槛降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自1996年建立以来,对改善宏观调控、调节投资总量、调整投资结构、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等,发挥了积极作用。2004年,为应对当时经济过热适当调高了比例,201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适度调低了相关比例。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2019年9月印发《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此次调整,围绕优化投资结构,对2019年确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合理降低投资门槛,有利于提高投资能力,增加有效投资,加快补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其他发展“短板”,通过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和民生改善。此次调整主要坚持了三项原则:一是总体调低。除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外,其他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总体调低5%。二是有扶有控。适度调低有利于增加有效投资行业领域的项目资本金比例,比如,关系国计民生的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机场项目,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以及玉米深加工等项目。同时,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和急需的停车场项目,以及经国务院批准、情况特殊的国家重大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可比规定比例再适当减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有关规定,继续执行原有的较高资本金比例。三是独立审贷。金融机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独立审贷,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必然会经历一场艰苦复杂的攻坚战。就目前形势看,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着力优化发展环境。一、制造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自18世纪中叶人类开启工业文明以来,制造业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渠道,是现代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压舱石。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大国的兴起均始于制造业,当今世界强国都是制造业强国。工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支柱,工业强则国家强。着眼未来,中国要进入世界经济强国行列,首先要成为制造业强国。近年来,我国工业实力持续增强,稳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对全球制造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2019年,我国制造业全球占比达19.8%,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球制成品贸易的1/7。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国内其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在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制造业已成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基石。但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的矛盾日益凸显,形势不容乐观。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力图抢占高端市场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新兴经济体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与我国形成同质竞争,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和结构调整阵痛的叠加期,国民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能源资源、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生态环境约束趋紧,行业间利润率严重失衡,制造业对社会投资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从产业看,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制造业缺乏核心竞争能力,尤其是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强,“走出去”面临较大风险。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源于制造业自身的结构问题,也是体制机制顽瘴痼疾所致。从自身结构看,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主要处于加工制造的中低端环节,2019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达42.1%;产业集中度低,钢铁、船舶、水泥行业前10大企业产业集中度分别只有46%、50%和31%,只有汽车行业为86%;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约为跨国公司平均水平的1/4,申请国际专利合约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3,95%的高档数控机床、85%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原材料型、高能耗型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粗钢、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5%。从体制机制看,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干预过多,企业投资自主权落实不够,未能充分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不完善,特别是资源性产品价格不顺,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结构调整;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缺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相关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非公有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不合理规定和隐性壁垒,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未根本解决。二、优化发展环境的关键是全面深化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要主动适应环境变化,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进一步释放改革开放的红利,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新条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释放产业发展活力。依靠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要遵循这一规律,依据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真正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起到决定性作用。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主要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引导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要素流动和工业生产活动,提高工业投入产出效益。完善市场供需机制,引导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确定投资并形成合理产能,引导消费者不断提升消费层次并形成有效市场需求,促进工业制成品供给与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垄断行业有序开放,鼓励竞争性行业开展正当竞争,不断增强企业发展活力,使行业平均利润率趋于合理,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打造“生的顺利、退的顺畅”的产业生态环境,打通企业市场化再生和退出通道,让企业生生死死成为常态,发挥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中的作用,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行业管理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深化改革中,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也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既要简政放权,也要切实把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用政府这只手管起来。充分发挥战略、规划、政策的引导作用,强化节能节地节材节水的政策约束,严格实施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有效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等问题,促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完善行业服务体系,通过委托、招标、合同外包等购买服务方式,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各类第三方行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服务行业的能力和水平。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决取消和下放一批审批事项,同时加强特定行业和领域事中事后监管。创新行业管理方式,探索行业规范条件、负面清单、行业自律、企业社会责任等新型管理方式,推进制造业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强化政策协调配合,增强产业发展合力。这些年来,我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既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进程,也离不开长期以来财税、金融、投资、土地等政策支持,更离不开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发挥宏观调控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使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相互促进。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切实落实企业的投资自主权。建立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的财税政策体系,发挥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的扶持作用,落实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引导信贷资金向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等重点领域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倾斜,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制造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和比例,更好地发挥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强化环保、土地、价格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尽可能减轻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上升以及环保投入加大对我国制造业的冲击。加强依法行政,保障行业健康发展。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制造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完善制度体系,加强中小企业、国防科技工业、船舶工业、民用飞机产业等领域的立法工作,满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制度需求。规范行政行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履行职责,推进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及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对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民用爆炸物品管理等重点领域,依法及时公开行政管理的法律依据、政策要求、工作过程和结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三、努力建设制造业强国打造制造业强国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要打赢这场硬仗,需要我们加快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机制,以创新驱动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工业现代化迈进。构建制造业创新发展新机制。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核心问题,必须把制造业发展转到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上来。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创新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促进制造技术、企业管理、商业模式等多元化创新。建立鼓励企业、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国家科研任务的新机制,发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引领作用,重点突破核心装备、系统软件、关键材料等一批重大技术,加快实施以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为内容的“工业强基工程”,不断提升制造业创新发展能力。健全技术成果转化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加快形成制造企业、科研院所、金融资本共同构成的“多级火箭助推机制”,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大力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形成激励企业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的长效机制,促进制造业技术水平和产业层次不断提升。加强知识产权应用和保护,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构建制造业融合发展新机制。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技术、产业、商业模式、社会需求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成为新时期产业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顺应信息化发展的时代潮流,按照十八大关于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要求,着力建立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机制,实施两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建立健全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引导企业增强两化融合意识,深化信息技术集成应用,不断提升制造业信息化水平。顺应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势,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的专业化、服务化,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现代物流、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产业与城镇融合发展机制,加快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业园区建设,提高工业集聚程度和土地利用效益。继续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争取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构建制造业绿色发展新机制。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已成为各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普遍选择。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要促进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必须推动制造业走绿色发展新路。这是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要加快形成资源环境约束倒逼转型升级的机制,树立设计开发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响最小化理念,推进节能降耗、减排治污,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制造业。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更多运用经济、法律、标准等手段,加强行政监督管理,不断完善基于绿色发展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探索能源合同管理、节能资源协议、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等新模式,加快形成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增强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大绿色低碳技术攻关,积极支持绿色低碳、节能环保设备和产品开发,通过试点示范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和再制造产业。构建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新机制。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小企业互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力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另一方面要坚持把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作为着力点,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中小企业发展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消除限制民间投资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完善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机制,支持中小企业兼并重组,鼓励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中小企业参股国有资本项目,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善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引导创新要素更多投向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建设一批中小企业创新平台,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加强信用担保体系、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等建设以及国际交流合作,鼓励和引导社会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构建军民融合发展新机制。实践证明,在工业发展战略上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可以有效整合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资源,实现一种资源投入产生两种效益的“兼容型”、“双赢式”发展。推动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建立更加完备的政策、规划、标准支撑体系,推动军民融合在新时期的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武器生产与民用产业融合发展,培育一批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加强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编制军转民、“民参军”产业发展目录,支持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加速军用和民用先进技术双向转移步伐。加强军民融合政策引导和支持,充分利用先进军用技术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生产和维修领域,形成上下游紧密结合的融合发展新格局。构建制造业开放发展新机制。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我国制造业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姿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以开放促改革,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放宽投资准入,在制造业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动重点领域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目标和需求,调整优化制成品进出口结构,加大先进技术设备和紧缺原材料进口,积极吸收国际技术创新辐射和先进管理经验,促进加工贸易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打造一批世界级的制造品牌,提高“中国制造”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引导有实力的制造业企业有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生产制造基地和市场营销网络,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境外工业园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贯彻落实自由贸易园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内陆地区等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探索制造业开放发展新思路,进一步拓展我国制造业发展空间。
省管县好还是市管县好?为什么?这个问题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由省管县和市管县两种行政区划体制的对比,一个是指省管县和市管县两种行政级别单位的对比,从行政级别来讲一般还是省管县比市管县好,省管县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市管县,而且多是由于经济和人口等原因而被省直管的;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目前市管县的体制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各级行政单位人口数量多且农村人口数量比重大,行政命令的有效传递非常有限,多级行政区划在目前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而到了行政体制和法律体制、法律意识都非常健全之时,或许可以考虑取消市管县这一级行政区划,而直接采用省管县的体制。行政省管县是大势所趋障碍在市级不放权2019年03月31日19:37新京报:目前全国已有省份试行财政“省管县”,你如何看待“省管县”改革?李钟熙:“省管县”是很好的制度,我当了9年县长,经历了“省管县”的变化过程,完全有资格这么说。长白县是从去年转为“省管县”的,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行政成本降低了,办事效率高了。目前,在整个经济发展格局中,“县经济”处于劣势,“省管县”可以调动县城的主动性、积极性。绝大多数县城都在城乡接合部,“向上”影响城市,向下影响乡村,所以,“县经济”发展起来了,不论对城市,还是农村,都是有利的。但是,县城要发展,就必须有一定的自主权,更要有经济管理权,不然就没有积极性了。汪玉凯:我是赞成这项改革的。早在1982年,我们当时的改革是实行“市管县”。过去一个中心城市有两个政权,比如苏州市,既有苏州市管几个区,还有一个苏州行署,它是江苏省政府的派出机构,管苏州市周围几个县。后来为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把地区行署撤销,让中心城市把周围的县管起来,实行市管县。现在除少数民族地方还保留有自治州和地区行署外,绝大地方都没有了。市管县”有它有益的一面,但是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一个就是省不能直接管县,中间有市,而市不像过去的地区行署,因为地区行署是省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权,现在的市都有人大,是一级政权,这样市就把整个县管起来了。省的各种政令只能下到市,通过市再到县,县再到乡镇。多增加了市一级政权,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市就把大量的政权截留了,包括经济上等各个方面的,很多资源就到不了下面了。刘永忠:目前在财政上“省管县”还只是搞了几个试点。但这个只是经济上的,与行政体制上的改革是两码事。新京报:县的经济管理权受到限制,市级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主要城市的建设中,也就是俗称的“市压县”、“市刮县”,你认同这种说法对吗?李钟熙:这种说法不确切,没有解释清楚县城跟城市的关系。有“市压县”、“市刮县”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过去的“剪刀差”,就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现在没有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一些农民工进城后,无法与城里人享受相同的国民待遇,比如医疗、养老。而且即使不进城,农民的待遇也不能跟城市相比,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是每月几百元钱,这是一些地区农民的全年最低生活保障费。因此,一些农民现在还认为“市压县”、“市刮县”。新京报:既然东部省份推行“省管县”,激活了县城的增长潜力,陕西今年是否会采取这个模式?陈德铭: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不过,陕西今年会推行一些改革放权试点。这些“试点县城”将在经济发展的决策上、程序上,有更多的机动能力。但是,这些试点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拥有一定的“收入水平”,比如有的县城年收入仅几百万,很多事情都依靠省市的转移支付,这样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推行“省管县”,更不可能成为放权试点。省情不同改革难度不一●“有的省面积很大,省管那么多县,恐怕很有难度;过去管理体系有惯性。新京报:当前推行省管县,最主要的障碍在哪里?刘永忠:如果在中国要实行这种中央到省再到县的三级行政体制,相对很难。因为中国土地很大,各个省面积也很大。一个省要管那么多的县,恐怕很有难度。但主要还是看这个省的经济实力,你自己带动的话,你要看你的马力有多大,能不能拉动全省几十个上百个县。但在经济发达地址,像我们江苏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汪玉凯:要发挥县的作用,必须调整县、市、省三者之间的纵向关系。我觉得主要障碍还是在地级市,它肯定是不愿意放弃对县的管理权的。此外,这个改革措施,肯定比较适合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区域比较小的地方实施,像新疆、西藏的行政区域面积非常大,省直接管肯定存在困难,而江苏、浙江实行就容易很多。因此,这种做法绝对不能“一刀切”地推行,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陈德铭:与其他省份相比,陕西工业化水平低,起步晚,农村贫穷面大。目前还有近600万贫困人口。陕西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跟苏州没有可比性。陕西应该选择符合地域特点的发展模式,利用好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文化资源。李钟熙:障碍主要是过去管理体系的惯性,而且市级、县级管理权限划分有盲区。比如同一个会,有时候会开两次,市里一次,省里一次。行政省管县是大势所趋●“光财政不管,行政管,很多矛盾还是很难调和”新京报:目前试行的是财政“省管县”,你认为有无可能最终实现行政“省管县”?汪玉凯:现在全国有4百多个地级市,2千多个县,加上县级市大概有2700多个县。县的经济发展不起来整个国家经济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我认为,从财政上的省管县发展为行政上的省管县,是改革发展的必然方向。否则光财政不管,行政管,很多矛盾还是很难调和。刘永忠:对于行政“省管县”现在我们还没有具体成熟的想法,而且也没有搞过试点,所以还不好讲。李钟熙:财政“省管县”首先是缩减了行政环节,节约了成本;县有了固定资产投资等财政项目的自主权。从2003年开始,长白县开始办一个投资额2000多万的人参加工项目,两年进展不大。去年转为“省管县”,一年之内,厂房、设备都办完了。我认为,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这是大势所趋。市管县”的意图应该是城市带动县城发展,但是,有的城市没有这个带动能力。如果中心城市经济很发达,比如那些沿海城市,这个问题不明显。但是,如果中心城市欠发达、很落后,这个问题就很突出。整理县资源,“支援”市资源,这个思路不现实。县城是联系城市和农村的中间环节,应该注重县城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和乡村。新京报:那么,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还需要哪些配套措施。汪玉凯:我觉得光靠“省管县”这项改革,只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的。还要有配套的制度改革,就是将来把省的建制划小,管辖的区域划小,因为省太大的话,直接管县是有问题的。省的区域划小,人口划小,像海南那样,就容易更好的实现有效的管理。我们也可以多设一些省,现在民政部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调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举措,是需要人大立法改革的,是单纯政府解决不了的,我的看法是现在的改革可以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改革创造条件。访谈动机“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这无疑会重新凝聚起人们对财政“省管县”从理论探讨到实践操作的兴趣。当初“市管县”的初衷,是发挥中心城市的经济优势,对附近落后县乡产生辐射效应。但是一种“市刮县”的说法,向人们传递更多的是:“市”在行政权截留、以县养市、束缚基层经济管理空间等方面的种种弊端。省管县”改革同样衍生出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至少,这项改革天然地适合浙江这种省域面积不大,县域经济发达的地方,而新疆、西藏这种面积大,通讯交通欠发达,而且基层经济落后的地方,省直管县的难度就会很大。此外,省管县是政策框架,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刺激县域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凡此种种,都期待解答。省管县障碍在市级不放权”人大代表、省市县官员、行政管理专家接受本报采访谈省管县改革“省管县”消解“政权截留”●“县城要发展,就必须有一定的自主权,更要有经济管理权,不然就没有积极性了。专家直言地级市内在弊端省管县是改革必然趋势青岛新闻网2019-09-1515:13:14南方周末本报记者许峰采访名录○刘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李铁国家发改委中国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刘维新中国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强县就遇到了天花板香港《大公报》最近发布的一条消息称,“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启动行政区划改革,建立省县两级地方政府体制即取消地级市,并实行城乡分治。一时引起各方关注。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我国的行政区划将如何调整?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级市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权威专家及国家有关部门。地级市已成了抽水机记者:刘勇研究员,您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参与者,香港媒体援引你的说法,“十一五”我国将要取消地级市吗?刘勇:我没有接受过《大公报》的采访,香港媒体引用的是我执笔的一篇报告中的观点,是学术界争鸣性质的理论探讨,在“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改变现有五级行政管理体制,只是“有条件的省进行省直管县试点”。记者:但是高层已经一再发出信号,将对行政区划有所动作,例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就提到,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张占斌:从2002年起,浙江、广东、河南、辽宁、湖北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在财政上省直管县的试点,浙江甚至已经在一些社会管理事务上进行省直管县的试点,中央只是因势利导,但是不搞一刀切,做硬性规定,随着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上省直管县,势必会最终实现省全面直管县,这是一个趋势,但是短期内成为现实难度很大。周天勇:省直管县这种思路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政府改革从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尽管这项改革还处于酝酿阶段,但的确是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上的重要动向。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张占斌: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市级机构多是起上传下达作用;多了一个环节,不利于政令的畅通。在地级市这一级,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已经到了相当泛滥的地步,而在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成了抽水机,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一些大项目也安排在市区,从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刘勇:省管县体制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而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再分配。1980年代,地级由虚转实,本意是打破多年来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农村拉动作用,但后来弊端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经济辐射能力的城市强行升格,现在与辖县矛盾加大,弊端明显。李铁:随着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市县矛盾已成为当前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最突出的矛盾。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尤其明显。市管县是计划经济产物,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是为中心城市服务,县成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市里依靠行政权力,将财政收支的压力,通过层层分解,压到了最基层的农村地区。周天勇: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机构,扩编了行政人员,现在实行市管县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并的产物,大部分则是地改市的结果。地市合并可以减少一套行政机构,而地改市却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一个地区改为市,马上五套班子就出来了。由实力比较雄厚的原有地级市领导县,人们形象地比喻为“大马拉车”。由县级市或县所在地的镇新升格的地级市领导县,人们比喻为“小马拉车”。后一种情况下,地级市往往汲取本地区资源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心城市,因而也就产生“市刮县”、“市挤县”。张占斌:现在地级管理层级行政成本过大,学术界对此诟病较多,以一个中等地级市的市级为例,一般地厅级干部20人,县处级干部200人,科级干部1000人,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1万人以上,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天津开市管县先例记者:国际通行的制度都是三级政府管理体制,为什么我国会演变成五级,会出现市管县体制?刘勇:建国初期设立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作为地方最高政区,管辖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省由过去的一级行政区变为二级行政区,规模适当划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元。最早的市领导县起始于大行政区,1950年10月,旅大行署改为旅大市,为东北行政区直辖市,下辖旅顺市和金县、长山县。1954年以后,撤销大行政区,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省级政区,并将省级政区合并减少到30个左右,这个格局一直未变,此后是1988年设置海南省,1997年设置重庆直辖市。张占斌:现有体制下的市管县可追溯到1958年,河北省撤销天津地区,将其所辖的武清、静海等12个县划归已改为省辖市的天津市领导,开创了省辖地级市可管辖县的先例。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对市管县体制作出了法律上的规定,直接推动了市管县体制的发展。至1960年,全国已有52个市领导243个县,约占全国县建制总数的八分之一。但这次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契机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由于缺乏客观的经济文化基础,因而很快就“降温”了。1961年以后,随着经济调整和整顿的开始,市管县体制不仅停止了发展,而且大量县市又恢复了原有体制,特别是河北省,恢复了全部专区和专员公署。至1966年,全国领导县的市下降到25个,领导的县还不到1960年的1/3。至此,市管县体制经历了第一次大起大落。刘维新:改革开放后,出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系考虑,更好地集中市场要素,以农促工,市管县体制又一次被推向前台。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派一批专家到四川调研产业结构问题。考察组负责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所长刘明夫明确提出了中心城市的概念。1982年,中共中央第51号文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通知,首先在江苏省试点,1983年在全国试行。随后中央又发出《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试行地、市合并”,并把此作为1983年地方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此,市管县体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到200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占到80%。地级市管县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0%,显然,市管县已成为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形式。扩权强县已遇到“天花板”记者:目前浙江、河南、辽宁,广东等地都开始试点扩权强县,如何评价这些探索,行政区划下一步会如何调整?周天勇:省管县体制肯定是趋势,一方面,这样才符合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层级规定,也符合城乡分治的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以省辖替代市辖,减少了行政层级,降低了行政成本。在体制没有定论时,扩权强县成为普遍尝试的做法。刘维新:浙江省率先推行强县扩权改革,1992年对13强县下放审批权;1997年在萧山、余杭两县试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浙江省又出台“40号文件”,把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20个县区,经济上近似省管县。再想扩权就比较难了,以前下放的都是经济管理权,社会管理权怎么办?另外,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就遇到了天花板。河南、辽宁、广东等地基本都是学习浙江经验,在财政和经济管理权上进行省直管,而在组织人事上还没有涉及到,还是市任命,报省备案。李铁:扩权可以绕开市级部门,权力直接让渡到县,无形中架空了一些省直部门和市级政府相应的权力。也有可能导致对县级行政监督和约束力度的削弱。目前看来,这场改革不能对层级刻意划一,要考虑地区特殊性。应先在经济较发达、省域面积处于中小程度、且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地方试点。刘勇:强县扩权后也暴露不少问题,县市管理脱钩后,两者矛盾会多起来。省辖市对扩权县市的支持力度减弱。比如,在财政配套资金问题上,对一些已审批的项目,省里资金下来了,市里往往不愿拿出配套资金。张占斌:地级行政建制在当今中国已是一个现实,强行扭转这一历史进程,在短期内重新将其虚化或撤销,政治上的震荡将很大。但若长期保持现状,我们又必将付出长久的、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种体制上的大手术,牵涉到数以万计的干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这项改革将主要考验地级市及官员的承受度。另外省直管县体制也会带来一个新问题,省管县最多40个,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这就需要把省级区划单位缩小,这又是一个大动作。撤地省管县——危险而愚蠢的改革!!缩小地市权限就能富县?未必!只是让省会或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更多了机会而已!虽然是又一次对中国2000年的传统的变革!关键在于,此方案纯粹属于转移视线:想想看,省会尤其是大城市如北京集中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时,县能好到那去?撤地省管县,到底有什么用?盲目效仿美国扁平化,却没有效仿美国的地方自治、民主和市场经济。恶心透顶!不过实借助行政资源再次打着国际惯例旗号掠夺而已!例如美国金融机构和微软大都在较为偏僻的地区,而中国呢?中国商业银行总部不在上海北京就在深圳,国字头公司注册总部也在北京上海——自然,大部分盈利也留到北京上海!这种改革有何意义?不过是创造、加强出现一个世系。美国出现了...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