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高校至今培养不出诺贝尔人才?

黎琮毅 2019-12-21 18: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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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诺贝尔人才是否就是能达到那些诺贝尔得奖者的学术、学识、科学素养、成果的水平的人就应该是诺贝尔人才?我认为中国培养的人才中目前肯定有达到上述水平的人才,至于为什么没有得诺贝尔奖原因很多,不只与中国教育有关系,与社会、政治都有很大关系,诺贝尔奖是在西方思维主导下的评选,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西方和中国的大的政治氛围下,没有得奖很正常,但这不代表中国达不到那些要求,实际上从中国披露的情况来看,中国至少某些领域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标准。何况中国也有屠呦呦和莫言。补充:目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华人占有一定的比率,而他们有的就是中国大学教育出来的,而且近代中国大学也越来越多的借鉴西方大学好的教学方法。现在的大学,急功近利,都是奔着钱去的,没有几个是真的在培养人才,这是其一。其二,大学生在校不能专心读书,为了就业,要考各种资格证,学生哪能集中精力读书做学问。其三,大学评价体系有问题,不是看那个老师教书教的好而是看谁的课题、项目强,因此,老师们只好把心思都花费在科研、核刊论文之上,也没有精力去认真教学了!国外高校“松进严出”,而中国的高校基本上是反着来的,为了学校的通过率,为了学生所谓的“前程”,因为已经签订工作的学生报到时必须携带毕业证和学位证,否则就不能入职,进一步影响学校的就业率。因此,在学生的毕业论文或者毕业设计达不到标准的时候,也选择马马虎虎,睁只眼闭着眼。前段时间抽检的一些高校的已毕业硕士生论文查重未能过关,这些例子都证明着中国高校教育的不合格。
龙巧云2019-12-21 18: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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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说中国教育不是精英教育?看看中国的应试教育不就是层层选拔精英的过程?科举时代皇帝选拔天下精英,现代连皇帝也是通过选拔出来的。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精英筛选机。
    连书纳2019-12-21 19:12:46
  • 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产生奇迹的地方。
    梅金红2019-12-21 18:55:32
  • ■“诺贝尔奖”对中国,意义何在据统计,平均一个国家在建国后30年就有第一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中国成立50年了,为何竟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戴上这顶科学皇冠?1999年,毋国光、陈佳洱、杨福家和朱清时四位院士一起提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紧接着经济学家何炼成就此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如今,“中国需要诺贝尔奖”成了中国人共同的呼声。诺贝尔奖对中国科学家的意义有多大?赵忠贤院士认为,对中国科学家来说,得奖的意义在于鼓励大家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原始创新。诺贝尔奖对人类有重要的影响,在这些方面,中国科学家也应该做出应有的贡献。赵忠贤院士强调,诺贝尔奖并不是唯一的科学标准,并不能把它当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因为大量工作———探索宇宙规律———必然要进行科学研究,但不是所有的研究取得了成果就能拿到诺贝尔奖。获奖并不是一个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认为从事科学研究不得诺贝尔奖不行,这就不对了。■中国科学家为何没获“诺贝尔奖”中国科技馆馆长、科学史专家王渝生介绍,中国科学家具有诺贝尔奖水平的研究甚至可追溯到建国前。最主要的科研成果有20年代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30年代赵忠尧的正负电子湮灭早期实验、40年代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的铀核三分裂的发现、1965年人工第一次合成了胰岛素结晶。不可否认,我国曾多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赵忠贤院士认为,从科技史的角度讲,中国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是有原因的。1901年颁发了第一次“诺贝尔奖”,而在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进北京,从此往后的半个世纪,中国都处于战乱和列强压迫之中,总体上说,基础科学研究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解放后,在科技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改革之前处于封闭的状态。对我国来说,有很多问题,经济、科学、国防,这时主要科技成就是“两弹一氢”的研究,这一领域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如在1965年人工第一次合成了胰岛素结晶,但是,毕竟还很少。改革以后,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政策,特别是近年来,又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赵忠贤院士认为,建国后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有很多原因,从客观上讲,十年“文革”期间,国际上科技高速发展,而我们对基础研究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这需要很长时间的恢复和积累;从主观方面讲,我们原始创新型基础研究比较少,在改革之初,在原始性创新科技强调得不够。■百年中国科技史,给人何种启示杨振宁教授说,诺贝尔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评选的方法和成绩,我不认为是正确的。关于物理、化学和医学这些方面,中国大陆到现在还没有人获诺贝尔奖。这个原因非常简单。第一是没有足够多的经费。今天,不论是做生物、物理或化学研究,设备是非常贵的。中国现在渐渐上来了,可是与先进国家最好的设备相比还差一截。第二个原因是学术要有传统。学术传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使年轻人知道哪个问题是值得去做的,哪个问题容易有发展前途。中国科学的传统一时还发展不上来,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赵忠贤院士说,一个实验室、研究所的学术积累和学术传统非常重要。要注意积累,发扬传统,不断培养年轻一代。在20年代,索默菲没有拿到诺贝尔物理奖,但是索默菲实验室却有七个学生都拿到该奖,这就是因为索默菲实验室的学术传统影响到了下一代。我想,在积累和传统方面都做到了,不断有年轻人发展起来,更多的重大的原始性创新科技就会出现,有人获奖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中国科技与国际水平有差距原因何在据1996年统计数据,中国科研开发经费只占GNP的0.5%,相对于发达国家,不但比例低而且绝对数量少,如果按人均则更少,甚至不如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无疑是严重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大因素。谈及产生差距的原因,我国著名科学家赵红州教授认为有四点:其一,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其二,科学研究时间不足;其三,缺乏科学家群落;其四,缺乏科学人才识别和甄选机制。杨振宁认为,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的落后。但他也逐渐乐观起来,他认为中国科学家做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级工作的条件正在成熟。他说,两年前,也就是中国大幅度增加科学家薪金之前,我研究了10所最好的大学正教授的年薪,算下来人均还不到2000美元。两年来我看到政府给他们增加了许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觉得中国人可以做出很多能够得到诺贝尔奖级的工作。中国科技与国际水平存在差距,这恐怕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当近代科学兴起之后,中国却出现落后了,而在700年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在世界上一直走在最前列。中国科技的兴盛与衰落的原因难道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吗?赵忠贤院士在谈到中国技术史时说:“在文化上,我认为儒家文化抵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儒家文化也有其精华,在培养人的修养、为人处世、修身养性方面是先进的。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机制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中国科学家要拿到“诺贝尔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巴丁教授在同一领域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他在访问中科院物理所时,曾半开玩笑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讲了获得诺贝尔奖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是努力;第二是机遇;第三是合作精神。赵忠贤院士说,这些方面对中国科学家来说很重要。他所说的“努力”,不仅指勤奋,还指要选准方向,全身心投入,这样才能做出原始创新成果。他所说的“机遇”,还包含着所选的工作的意义大不大,有的虽然工作完成得很漂亮,但是意义不一定大,也不可能得奖;他所说的“合作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集体主义精神。中国人的特点也许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中庸,不太允许标新立异,虽然大家都知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做起来就困难了。今后我们要学会容忍标新立异,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同时要有安定、自由的环境和稳定的支持,为科学家创造能全身心地投入研究的条件。真正的科学家的快乐是通过解决一个个科学问题来享受的,虽然他的生活条件比较差一些,但他不会要求太奢侈的条件,当前最需要的是稳定的支持。吸引那些热爱科学、有科研素质的人才从事科技工作。如果能够贯彻江总书记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精神,中国科学家做更多更大原始创新工作,得奖的几率就会增加。■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得“诺贝尔奖”有什么有利条件中国农业科学家生物技术研究所刘德虎研究员说: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人才优势。在国外,几乎所有著名的研究室里都有华人,甚至一些在国内我都看不上的学生,到了国外,不知怎么就成了人才了。中国有人才,这当然是第一要素。杨振宁认为,要说优势,我认为就是中国具有得这个大奖的人才条件。杨振宁切身感受到,在西方教书的人接收了很多中国学生,大家都认为中国学生质量最好,可以说中国教育工作已成功地供应了大量科技人才。要想在科技方面大大发展,中国这样的人才是不成问题的。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政府对教育非常重视,中国的年轻人非常勤奋。杨振宁认为,过去,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是经济落后,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本土离诺贝尔奖已不是遥遥无期,而仅一步之遥!■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得“诺贝尔奖”有什么不利因素赵忠贤院士认为,对中国来说拿到国际大奖的不利因素是,中国科学家参与国际活动太少。过去不先进,人家有成见,还需要了解我们。作为基础研究,与国际接触、交流,尤其是与世界一流实验室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国际间交流不够,原因往往是由于经费不足。刘德虎研究员说,一些科学工作者应邀参加国际会议,去前要先写信给人家,看人家愿不愿意给你提供来往机票、食宿等经费。这就像“要饭的”一样,花自己的钱理直气壮,干吗不花自己的钱?因为一年一个项目经费只一二十万元人民币,你去国外开会,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去一回,科研经费还会有多少呢?按项目进行投资,项目申请必须写得非常完备,但是作为原始创新科技,又有谁能看得那么细、看得那么远、看得那么准呢?如果能先写出结果再进行创新的话,那不任何人都可以创新了吗?有专家认为,现在有的项目投入不算太少,但是,还要避免分散,应该把钱集中在真正献身科学又有科学素养的人身上,鼓励他们的好奇心。现在的评估体系不是把资金投资给科学家身上,甚至出现了该拿钱的人拿不到钱的现象;申请专利的体系跟不上,对已有科研成果的保护不力;科研的连续性不够,不断地申请,科研过程不断地被打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国科学家离“诺贝尔奖”究竟有多远中国多少年能够拿到这个奖?杨振宁说,假如经济增长快,还不止一个中国人会获“诺贝尔奖”。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而且中国领导人对科技发展的速度有很殷切的要求,对研究工作的投资也有大幅度的增长。诺贝尔奖与中国擦肩而过的机会毕竟太少了。赵忠贤院士说,如果对个别事件做估计这很难。但是从整体水平来说,中国要拿诺贝尔奖,需要更多原始性创新科技。任何一个原始创新科技都不是凭空出来的,不仅需要前人的研究作为基础,也要不断地产生新的观念,不断进行总结,才能挖掘出来。真能在前沿问题上做出比较深入的研究,会有重大原始性创新发现。刘德虎研究员认为,关键不在于人聪明不聪明,而在于环境怎么样,只要科研环境改变了,中国科学家一定能拿到“诺贝尔奖”。最基本的还是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真的做出成果了,别人不了解的会了解,有成见的会改变。■中国哪些科技领域最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专家认为中国在高能物理、生物科技等领域具有问鼎诺奖的水平。丁肇中说,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是世界一流的,中国高能研究无论理论还是实验,其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他特别谈到了他和中科院高能所、电工所以及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合作的探求宇宙暗物质的实验。这一研究一旦获得突破进展,当然是具有获诺奖水平的。该实验设备已于1998年在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上飞行,获得了许多数据和成果,这是世界上公认的。而且参与这一研究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陈和生,正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博士生。此外,高能所专家与意大利合作在深岩洞寻找暗物质的研究也备受国际瞩目。一旦他们的研究能领先美、日完成,则必获诺奖。据悉,截至199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已五次授予粒子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家。中国是少数建成原子对撞机的国家。在粒子物理学研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科院同志信心十足地介绍,高能物理所有不少科研课题是世界一流的,一旦研究成功,中国科学家将获得不止一项诺贝尔奖。在生物科技方面,中国人类基因组工程负责人杨焕明博士不止一次说,基因研究不光拼技术,还拼资源,而中国的生物资源丰富。在这片资源的沃土上,随时可能结出生物科技的奇葩。中科院动物所从事的克隆大熊猫胚胎实验一直令外国科技同行羡慕不已,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实验材料。在中国,由于生物资源丰富,中国科学家可以做许多外国科学家想做但没有条件做的研究。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有望形成中国生物科技的异军突起。杨焕明说,在基因研究方面,中国已形成了上游基础性研究与下游功能研究兼备的完整科研队伍。中国是世界上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仅有的六国之一,发展速度已位于世界前列,从长远看,中国有追上美、英等国的实力。
    赵顺起2019-12-21 18: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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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请阅读下文,便可清楚.我们的诺贝尔情结....沈冰:然而为什么从诺贝尔奖设立到现在这么多年,本土中国人一直都没有拿到这个奖?杨建业:老得不到这个奖,咱们讲物理家,因为我是搞物理的,物理我比较熟悉,物体学要想得一个奖,投入非常大,尤其现在他研究基本粒子,研究超导,比如说研究宇宙学,那个投资非常非常大,中国要做这个事情的经济实力还是不太够。沈冰:我们的经济实力上还是弱一些。杨建业:经济实力目的还不是那么强大,而且诺贝尔奖至少是科学奖,因为诺贝尔的遗嘱就是最重要的发明和发现,什么叫最重要的?那就是基础性的,基础性的东西,他能够一搞十几年、20年、30年没有成效,这和我们目前我们国家投资的倾向和热情的程度可能有问题。你研究个30年得不出成就出来,咱们国家目前经济上大概也不太容易。沈冰:为什么我们始终没有走向科学革命?林毅夫:我们为什么没有走向科学革命,因为你要是没有科学革命就不可能后来的工业革命,但是为什么不走向科学革命呢?我们今天的原始科学又跟西方比较起来也不落后,而且有很多很辉煌的地方,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可控制实验跟数学是后天学习的能力,然后会有意愿去学这个,然后来追求对自然界认识的人是一般是对自然很好奇的人,通常这个很好奇心的人跟很聪明的人是高度重合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在中国在前现代社会里面,或者说15世纪、16世纪以前,当西方还没工业革命,还没有科学革命之前,我们中国有很多好奇的人,西方有很多好奇的人,他们都靠经验而对自然提出一些假说,中国也靠经验来对自然提出假说,所以中国不落后,而且中国人多,中国好奇的人多,中国天才多,所以中国在自然界上的发现也很多。但是当西方他们好奇的人不断想,我要什么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我的好奇,后来他们偶然发现了,用数学跟可控制实验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中国这些好奇人跟聪明的人基本上不具备把数学跟可控制实验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好奇是天生的,数学跟可控制实验是后天学习的,但是在中国这个地方,有科举制度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当时我们讲说诗中自有黄金屋,诗中自有颜如玉,而且当时的这种科举制度提供给一般人,也可以进入到统治阶层的机会,而且当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然后读了书以后可以做官,是当时整个社会里面激励机制里面当中最高的激励机制,就导致了这些聪明的人、好奇的人都去读四书五经都去当官了,他不学数学,他不学控制实验,他就不可能。沈冰:社会的激励机制的问题。林毅夫:激励机制导致我们不可能有科学革命,不可能有科学革命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等到他们有工业革命,他们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加速了以后我们就落后了。沈冰:我们现在资金方面的投入比解放前好很多,我们又奋斗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是差一点?林毅夫:我想比解放前确实增加了很多,但是比国外还是少。杨建业:对,当然我们增加了很多,但是实际上数目还是很不够的,而且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很大的精力来去做这个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研究是花很多的钱,做了十几年也不知道有没有结果的东西,而且我们的行政领导要容许别人做,这个有时候我们行政领导他的政绩和我们科学家的要求不是很一致。林毅夫: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现在重要的就是怎样让国家赶快强盛起来,经济发展起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就是说难免在这种很基础的对直接生产不起直接作用的,这方面的投入会少一点,但是我想中国有句话,欲速则不达,如果说现在过多地要投入基础研究,而忽视了我们在技术的引进跟学习跟转化,那就妨碍了我们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这个要取得平衡。沈冰:我们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得不到诺贝尔奖仅仅是因为钱不够,经费投入得不够吗?杨建业:当然不这样的,像我们今年得诺贝尔奖的那三位科学家,我看他没花什么钱,他是做理论研究的,他不需要花什么钱。但需要大量时间,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么花下去。比如像今年得诺贝尔奖也是夸克,他得夸克的原因是1973年发表一篇文章,多少年,30年前,197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证明夸克的性质符合杨振宁先生的规范场论。30年以后,他觉得这个的确是对的,所以才得了诺贝尔奖。杨建业: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大学或者是科研机关的激励的机制。沈冰:在西方很多得诺贝尔奖的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林毅夫:在经济学确实更是这样,前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底格里次,到国内来做演讲,那个演讲我介绍他,我就开了一个玩笑,因为他是非常有名,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那是80年代的时候。可是从80年代中一直就认为他可能拿诺贝尔奖,所以90年代的时候,我在美国华盛顿有一次碰到他,他当时是驻美国白宫总统经济委员会的顾问之一,我就说,80年代就一直读你的文章,老是认为你拿诺贝尔奖,为什么你到现在90年代还不拿诺贝尔奖。他跟我讲,你知道拿诺贝尔奖是什么条件,等到你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你才能拿诺贝尔奖。所以今年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说,那你现在拿诺贝尔奖了,你是不是认为你的理论被认为是错误的。杨建业:这种寂寞,越是伟大的科学家他越孤独,因为他做这个工作太重要了。虽然至今中国本土的科学家还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多年来,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中国人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然而,在这种情结的背后,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本土科学家们要想获得诺贝尔奖,到底还有多远的路要走?为此还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呢?沈冰:诺贝尔奖评审的制度对我们有影响吗?林毅夫:这1500委员当中,大概有一半的人自己是提自己的。另外一半的人就会投其他人,但投了这个票非常分散,得票最多我了解也就是20几票。1500人得票最多的就是20几票。诺贝尔经济评审委员会就从这些得奖比较多的前五名,这个委员会再去调查,再去研究、讨论,说他们的贡献是什么,我们今年决定给哪个方面的人得奖。你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要得诺贝尔奖,我觉得是这样,比如我们中国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人必须有相当多的人,进入到这1500个人的行列里边,所以我想至少是一代人的工夫,我们必须有一代人的工夫让我们在全世界数得上名的经济,1500名的经济学家当中可能有一百位、两百位以上,这一百位、两百位以上是比较共同的有某个学校,或是某个地方出来,这些学校出来的这些学生对他自己老师的工作是比较赞成的,那这样的话才有办法真正产生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来自于华裔。沈冰:那在物理学领域呢?杨建业:刚才林教授讲了,他们是1500人,据我所知道,物理学有两千人左右,两千人左右来选,这个两千人里头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的事情,很悬,很少很少。所以你要说我们估计什么得奖,当然本身也没有多大意思。就是你要估计的话,我也同意林先生说的,起码得20年以后,这样,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在慢慢慢慢中国的交流比较多,中国做的工作也慢慢开始有钱了,他做的工作慢慢开始重要了,在国际上就会知道你,起码两千人有相当四分之一的人知道你这个事儿做得还可以。所以你现在要求我们很快地几年之内得诺贝尔奖,我想那个不现实,而且好像我们的经济力量还不太可能。沈冰:大家对诺贝尔奖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结,拿不到但还老惦着它,我们为什么这么看重诺贝尔奖?林毅夫:我想这个也是一件好事吧。因为当时的时候要设立诺贝尔奖,一方面是对有成就的人的一个承认,二方面对希望有成就的人的一种激励。杨教授:刚才林教授说得很清楚,他说的是经济问题,因为诺贝尔奖跟经济发展是很有关系的,比如为什么我们最近四五年,我们中国特别地关心这个诺贝尔奖,这个情结好像现在特别地膨胀、热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了,我们觉得我们有资格来争了,以前为什么不问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谁也没问这个问题,抗战的时候谁也没问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太不怎么样了,你没有争的可能性,现在大家有这个热烈的愿望,那就说我们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济起来了,经济起来,这个投资就多了。沈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您打算请1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中国,现在已经来了六位,为什么您自己对诺贝尔奖这么有感觉?林毅夫:我们那个题目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把现在拿诺贝尔奖的这些经济学家请来现身说法,让我们年轻的学生知道,拿诺贝尔奖也不是那么难,你看站在台上的人他能讲的我们不也都是能讲吗?他的贡献是有的,我们能做贡献的机会也是很多的,我想主要这样子。杨建业:我想林先生这个做法非常非常重要。把这些诺贝尔科学家,像林先生把他请过来,让大家看一看,也就那么回事。沈冰:林教授把这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请来,目的是不是让学生在大学就有诺贝尔奖的梦想?林毅夫:是一个激励。孟子里面有一句话,此一人彼一人也,有为则亦若是,他们也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研究美国问题,现在美国很大,所以他们研究美国问题,可以拿诺贝尔奖,将来我们研究中国问题,当中国很强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拿诺贝尔奖。杨建%D。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弊端,任何教育体制都有弊端,西方的教育缺乏基本功,我们的教育缺乏意识。可是这俩个中人都需要,有人出主意,有人做。我敢保证无数的诺奖得住背后,一定凝集着中国人的汗水,只是谋心者治人,谋力者治于人。主义不是你出的,得奖也没你的份。其次,大量科研人才外流,大陆科研环境那么急功近利,好的研究生都去美国了,本土的研究生科研能力不足,很多好的研究生不在国内混,所以国内研究生很多都是很水的,什么都不会。这种人怎么可能拿诺奖?再次,政治的环境下是不允许你做太出格的研究的,一些东西不能十拿九稳或者不热门政府也不会给你资金,让你去做。三五年出不了成果你就得担责任,谁还敢去拿诺奖?诺奖也不是三五年的事情哈还有,仪器水平也到不了,科研领域而言,政府拨款,社会资助,美国的大学都有很先进的仪器,而我们国家的大学几千块钱就嫌贵,连几个STM都困难,怎么够科研?最后,其实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不可否认,、诺奖是西方评出的奖项,东方文化的许多元素与评委的审美是格格不入的,理解不了自然不要你。我们的社会历史上有许多弯路,导致一些该得的时候没有得到,传说中的牛胰岛,传说中的徐志摩,传说中的老舍先生。
钱学森。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1947年与蒋英结婚。1955年回国。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是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坎坷的归国之旅“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中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踏上回国航程,于1955年10月1日到达香港,1955年10月8日到达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儿。钱学森于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回国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10年后,他成为当时一流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跟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意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耍赖了。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他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2019年11月5日,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到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后每五年一个周期,2019年开始新一轮建设。如今,新一轮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蓝图已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强国”梦想如何照进现实?中国为建世界一流大学列时间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推出“985工程”、“211工程”,以此加快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国的许多大学也曾列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清华大学早在1985年就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的目标,2019年,清华大学提出了力争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目标。近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大力争2030年左右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除了清华、北大之外,近年来,包括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知名高校都曾提出力争202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口号。中国大学究竟何时能跻身世界一流?本次“总体方案”给出了一个时间表。方案》提出,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怎么样才叫“世界一流”?近年来,在名目繁多的各类世界大学排行榜中,虽然都能找到一些中国大学的名字,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大学在世界名列前茅的总是屈指可数,距离“世界一流”更是相距甚远。那么,世界一流大学有何标准?随着国家层面的方案出台,中国一些高校校长也公开通过媒体阐释自己对于“世界一流”的看法。有高校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还要看大学对国家进步,对社会进步,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底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贡献。也有校长表示,对世界一流大学来说,更要看重大学对社会发展产生前沿的引领作用,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标准,在底线上有相同点,顶端则没有相同点,所以并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中新网记者表示,从“底线”上说,世界一流大学有相同点,都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拥有学校内部的治理意识,以及专业的管理制度等,但“顶端”没有相同点,一流大学不尽相同,其各有特色,各有长处。从操作层面来说,如果世界一流的学者以及生源愿意选择这所学校进行教学或学习,那么,这所学校便是一流大学。储朝晖说。也有专家表示,所谓“世界一流”,其实不仅是指中国的高等院校在办学条件、投入经费等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不仅仅是指某一高校在科研成果、教学成绩方面,能拿到几个世界奖项,更重要的是看高等教育的发展机制和创新能力是否在世界首屈一指。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有多远?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显而易见。当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研究成果走出去,获得国际认可;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才登陆中国高校。近年来,清华、北大等中国名校在国际各类大学排名中不断上升,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近期发布的一份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清华大学的工程类专业力压欧美知名理工院校位居第一。但成绩背后,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同样显而易见,究竟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在很多分析评论看来,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存在差距,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大学在办学理念与能力建设方面“短板”太多。正如此次国家《方案》中所提到的,以前的重点建设方案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
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共有七位华人获诺贝尔科学奖,他们分别是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和崔琦。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发现宇称原理的破坏”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1976年丁肇中因“发现一类新的基本粒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86年李远哲因“发明了交*分子束方法使详细了解化学反应的过程成为可能,为研究化学新领域—反应动力学作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97年朱棣文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98年,崔琦与德国的霍斯特·斯托尔默和美国的罗伯特·劳克林因在量子物理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法籍华人高行健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一、生平简介李政道Tsung-DalLee1926~理论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一年任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1950年,李政道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秦惠君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子李中清,现任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次子李中汉,现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1951年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任该大学全校讲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把高质量的学生变成高质量人才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回顾20世纪科学的发展,杨振宁认为主要成就体现在3个方面:学会了控制电子的行动;发现了研究极小结构的方法;离开了地球引力实现了登月梦想。展望21世纪,杨振宁认为中国将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这样说原因有四:一、中国有数不清的绝顶聪明及可塑造性强的年轻一代,这是科技发展之首要前提。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重人伦和勤俭的同时,也重视教育,势必令上述人才大有可为。三、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近代科学的热忱。四、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杨振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几年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从那时就培育和积累了一大批基础人才。中国人是有很高素质的。比如清华大学的生源就不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差,但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把高质量的生源变成高质量的人才。杨表示有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科研条件的改善,继本世纪的华裔科学家之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必将于下个世纪在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20年足够”。丁肇中1976年12月10日,40岁的丁肇中赴瑞典皇家学院领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从那时候起至1976年的75年中,丁肇中是第三位金榜提名,获得此项殊荣的中国血统科学家。在隆重的颁奖仪式上,他先用汉语然后用英语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说“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中国人有句古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害处。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都倾向于理论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离开实验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它是从实验产生的。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使他们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