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和中国过不去?

黄玲沙 2019-12-21 18: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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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地形原因。山西是典型的为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高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500米以上,最高点为五台山主峰叶斗峰,海拔3061.1米;最低点在垣曲县境内西阳河入黄河处,海拔仅180米。高原内部起伏不平,河谷纵横,地貌类型复杂多样。越往西山区越多,极其不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发挥,以往日本有优势的重型炮弹,炸弹,炸在山区的效果也远远要比平原差得多。日本人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山区地形易守难攻,革命军在暗处做为守方,日本军队在明处做为攻方,这样对日本军队而言是极其不利的。由于占地太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不够。1938年10月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直至1942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3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和“速战速决”的方针。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由于山西往西的中国西北地区,地瘠民贫,位置偏僻,又缺少日本急需的石油、橡胶、煤炭等资源,日本人认为拿下意义不大,反而需要分散有限的兵力。扩展资料:山西: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又称“三晋”,省会太原市。东依太行山,西、南依吕梁山、黄河,北依古长城,与河北、河南、陕西、内蒙古等省区为界。柳宗元称之为“表里山河”。总面积15.67万平方公里,山区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中国未被日本侵占的领土:新疆、西藏、蒙古、甘肃、宁夏、青海、陕西、西康、四川、贵州、云南大部。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凤凰网:日俘忆为何日军未能占领陕西:黄河大大的可怕。
黄盛文2019-12-21 18: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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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遗忘意味着背叛!!!南京30万的冤魂还在呐喊,地下的血液依旧鲜红,日本不承认侵华不承认罪行,冤死的千万同胞不会得到安宁,我对他们的恨不会平息!!!至于你!你的生活得不到安宁为了我们奋勇献身的英灵不会饶恕你!!!。
    连俊彦2019-12-21 19:11:59
  • 日本人是世界上最软弱的狗吃了美国的原子弹还要讨好美国人,你说对不对。
    黄盼璐2019-12-21 18:54:31
  • 你们日本人就不应该留在这个地球上,应该把你们从地球的板块上抹去,我们中国人就是人多,每个人尿一泡尿就能把你们日本岛淹没。
    连丽花2019-12-21 18:20:41
  • 凡事有两面性,日本的高科技值得中国学习,我也喜欢日本,但是日本对钓鱼岛的态度我是鄙视的。
    赵飞雪2019-12-21 18:10:59

相关问答

中日文化的主要差异1、思想观念从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儒家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处于思想的统治地位,强调的是“以孝为先”“尊老爱幼”,讲究的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后又融入了道家“清静无为,反对斗争”思想和法家“以法制为核心”思想,让中国人形成了较强的家族观念和道德观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同时,家族色彩较为浓厚,认为所有的人际关系中血缘第一,血缘关系会让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随后才是地域关系,在一个地域内的建立联系,增强凝聚力。而日本人虽然也有很强的家族观念,但日本的家族活动是以生产为主,但有历来以集团的原则行事,除了本家族的成员外,其他非血缘关系的人们也可以作为家族的一份子。所以,如果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对家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与本家的关系要比旁系亲属更加紧密。此外,中国自古以来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国民有着由内而外的满足感,讲求“以和为贵”。而日本受地域限制,本身资源相对缺失,急需从他国索取所需,这就使日本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侵略的思想。2、行为模式众所周知,中国与日本都讲究“和文化”。对中国这一大陆型国家而言,良好的自然和农耕条件奠定了中国农业大国的地位,“日出而坐,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传统作业模式成为了中国人的主要生存方式。人民不必过于为温饱和物质短缺担忧,而生活的其他所需又可通过交换而得,这种生活的满足感使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以和为贵的相处原则和温和圆滑的处事方式。而以大和民族自居的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地域狭小、物产匮乏,使国人自古以来便具有较强的征服欲。为了自己营造更多的生存资源,他们需要用较强的匠人精神和意志品质赢得认同和信赖,所以日本人普遍能够用严谨认真的态度积极完成自己的工作,执行命令一丝不苟,注重工作细节,遵守规则,有很强的时间观念。而虽然诚信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人们时间观念较弱,日常活动较为随意,有时候会更改双方见面的时间,经常出现迟到的行为。所以,中日文化的行为模式中,如果不全面了解,很容易发生冲突或矛盾。3、表达方式语言表达是文化中差异最明显的一项。首先,日本文字的是在唐代时中国汉字演变而成,有些字会直接照搬汉字,但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却与汉字的字面意思有着天壤之别。如“先生”,在日本,“先生”只能用于教师、医生等。如“大丈夫”在日语中是“没关系”的意思,“皮肉”是“讽刺、挖苦”的意思,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次,日本语常用暧昧的表达方式。日本人与他人沟通时想要表达否定、推测、暗示、拒绝的意思,说话就会较为圆滑,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思,尽量减少对他人的伤害。比如:在拒绝别人的出行邀请时,中国人的场合可能会说“对不起,我家里有事去不了”。而在日本人的立场上以这种委婉的表达,先感谢对方的好意,然后说明原因,避免与对方产生摩擦。另外,日本人虽处事谨慎标准又高,但却很少直接的否定对方的行为。扩展资料:中日两国交往在元代中断的原因和文永-弘安之役有关,忽必烈曾多次要求日本称臣,但却遭到当时镰仓幕府的执政北条时宗的断然拒绝。时宗怒斩来使并加强九州海防严阵以待。但由于日本此时还未形成集团作战的概念,交战时往往是两军士兵互通姓名后进行单挑,因此对元军集团式作战感到非常不适应。在元军总攻的前夜突然狂风大作,元军战舰全数沉没,不得不狼狈退兵。数年后忽必烈再次进攻,却再次不幸的在总攻前夜因大风而全军覆没,最终放弃了入侵的打算。中日两国在明早期也有军事合作,室町幕府早期中国沿海与九州沿岸海盗盛行,明廷派出使臣前往日本交涉合作剿灭事宜。历史上的倭寇实际上并不都是日本人,有些明人也混迹其中大肆劫掠,室町幕府则派九州大宰府出兵征剿。日本主要对抗的是朝鲜沿岸与九州沿岸的海盗。中国文化-日本文化。
据中国某位军事教授根据《小罗斯福回忆录》中,认为日本在整个二战中伤亡总数为287.4万人49页,又据井上清的著作《日本近代史》中统计,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及亚洲其它战场中伤亡共89万余人下册716页,以此推算,日本在中国战场的伤亡人数达198.4万此数目包含日军在东北的伤亡数,接近日本二战中死伤总数的70%。这种统计是绝对错误的!《日本近代史》中的原话是:“从1937年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开始,至战败投降止,军人、军事人员及附属人员战死病亡者约233万人,下落不明和仍留在国外者1956年为6.3万人,负伤人员和领取残废抚恤金者30.9万人,共达287.4万人”首先“军人、军事人员及附属人员战死病亡者约233万人”这才是死亡总数,287.4万中其它部分与中国关联不大。而233万人中附属人员不属于日军,附属人员主要组成为日本海外武装侨民类似中国的民兵,如在中国东北的“满洲开拓团员”,在冲绳和南方太平洋等地的侨民、本土“国家总动员法”征集的女子挺身队、红十字会护士死亡女性共5.7万名,国民义勇队员、运输船的死亡人员如1945年4月被美潜艇击沉的“阿波丸”上死亡人员2019人等共计20万。靖国神社的232万也就是包括了他们。井上清也说到:“所以日本因战争而死亡者,有军人212万,平民约100万,合计310万。其次刚才所说太平洋战争及亚洲其它战场其实是指战时在太平洋不含本土和冲绳等西南诸岛以及东南亚的“南方军”死亡89.61万人。二战时日本陆军有四大战略集团: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南方军,国内军。中国战场的伤亡人数达198.4万是将美军在日本本土和西南诸岛消灭的日本陆军、太平洋战争中消灭的43万日本海军,以及苏军的战果统统据为己有,是相当不严谨的。最后把俩本不同的书截取不同的部分进行统计本身就违背军事统计学,《日本近代史》关于日军死亡明确写到菲律宾群岛:51.8万人,中国本土:45.57万人,中部太平洋:24.7万人,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24.63万人,旧满州东北:24.54万人,冲绳:18.65万人,缅甸、印度:16.7万。为何不直接引用其中的45.57万人,却去逗一个大圈子。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这些数据不同程度参考了日本官方资料在此就不做评论。那么我们只能查找国共俩党在抗战时所记载的资料。共产党方面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以游击战为主不大可能准确统计日军死亡总数。如果我们以52.7万人为日军伤亡俘总数中国军队俘虏日军不到其伤亡总数的1%,俘虏不记按照抗战时百团大战时日军伤亡比例,共产党军队歼灭日军不超过15万。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受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此后,由于时事变换,最终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叹!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3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这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3年的财政收入。靠这笔钱日本大力发展了重工业、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受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此后,由于时事变换,最终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叹!美国违背诺言,从中作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按照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理应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需要指出的是,在处理欧洲战事赔款问题上,英美联合起来与苏联分庭抗礼,而在太平洋战场和处理日本问题上,美国认为其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尽管苏联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当时的地位与美国采取抗衡的态度,但美国采取有关措施和步骤,使之握有对占领日本和处置问题的实权,操纵和包揽了日本赔偿等事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上跻身四强,但在赔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战后初期,美国对于日本赔偿的态度还相当积极,后来稍有动摇,但还是于1947年4月4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可是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尖锐,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进展,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远东方面,美国亟盼建立一个反苏反共的基地,而环顾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这个条件。于是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就成为美国的基本方针。本来,按照1946年3月美国政府所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美国为自己狭隘的战略所考虑,对这个30%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最后中国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期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中国战时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只占万分之三。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后,立即派了几位专家前往拆迁。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国民党为己私利,出卖民族大义1949年下半年,美英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此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2月底,国民党当局全部撤到了台湾。至1950年4月,印度、英国、印尼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工作。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此时,台湾当局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专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美国对日和约七原则和备忘录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国民党对日索赔态度的转变,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蒋介石坚持反共而对日本反共政府采取的所谓宽大、不进行报复的政策,以实现它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加对日和约的签字。因为日本曾在此前威胁说,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签订双边条约。其实,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迫使台湾当局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放弃战争赔偿,与日本媾和。1952年2月17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综观整个签约过程,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令每个正直的华夏子孙羞愧。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放弃战争赔偿1952年4月27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日华条约”,双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了强烈的谴责。而此时,中国大陆与隔海相望的日本的关系还处于冰冻期。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不少障碍。随着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实际上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恢复日中邦交已为期不远。但恢复邦交,必然要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作出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我国领导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态。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0年代初,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实施了两项重大转变:一是美国承认中国并对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二是征收10%的进口税,主要目的是打击日本,同时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这两项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国人事先却没有打个招呼,而是以一种突然袭击的方式,狠狠打击了精神上毫无准备的日本。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们不能不反躬自问,对华政策上紧跟美国是否做错了。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在田中访华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对方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他打算赔!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周总理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中日两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战结束后,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而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赔偿要求。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是何应钦,在南京。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结束。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正式向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冈村宁次双手捧接投降书,签上“冈村宁次”四个字,然后盖章 。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了。扩展资料:何应钦介绍:何应钦,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敬之,贵州省兴义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加沪军。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到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1916年秋回国,到贵州任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等职。1924年赴广州,任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北伐后任国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军政部部长。1934年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1946年6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1948年5月,任国防部长,次年3月任行政院长,5月辞职,8月去台湾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理事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等职。1987年10月在台北病逝。1945年9月,何应钦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这是一个中国军人所能享有的最大荣耀!——日本无条件投降日。
日本真正的崛起之迷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美国真正的崛起之迷美国早在是英国殖民地时就对教育非常重视,到1775年,英属13个殖民地人口不过260万,但已仿效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创办了哈佛、耶鲁等9所学院,教育环境甚至都强过今天的北京市。殖民地时期的初等教育相当发达。北部几个殖民地以麻省Massachusetts为代表,特别重视普及教育,当局曾于1647年发布法令,规定市镇中只要有50户居民就应设立一所小学,于是市镇学校在北部兴起。这种由地方当局办理、干预教育的做法,超过了其宗主国--英国的教会办学的方针,一举奠定国民素质的优势!在这个世界,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我们热血沸腾地听着这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声音的时候,请不要忘了美国还有一个伟大之处,那就是《宪法》所标榜的以教育培养国家公民。为了普及教育,他们先是采用了英国的兰卡斯特导生制。1818年兰卡斯特本人还应邀到美国宣讲导生制。英国式的教育不能满足这个新国家对教育的要求。1843年,贺拉斯•曼HoraceMann,当时任麻省教育厅长考察德国,才引进了当时普鲁士的教学制度,同时大力宣传卢梭、裴斯塔洛齐等欧洲教育家的思想,美国各地的小学遂开始采用西欧最先进的教学制度。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迈得更快,这期间新成立的大专院校就有二百余所!它一面学习当时欧洲重视学术的样板——柏林大学,于1876年创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大学研究院,致力高深的学术研究;一面根据国会于1861年、1890年所通过的二个《摩雷尔法》,由国会拨地、拨款资助各州大办农业工艺学院,很快培养出大批适合工农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当今举世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由此而来。工农学院初办时,由于众多贫苦学生求学其中,曾被讥为"牧牛娃学院",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事实证明,穷人的对财富的渴望远远高过富人子弟!这就为美国造就了一批敢于冒险和创新的高知识人才,当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的欲火被点起,那就是火山,那就是海啸,那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南北战争以后,公立中学本来是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两方面要求的4年制综合中学,由于此时学生逐年猛增,准备升学者日少而准备就业的日众,所以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公立中学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不仅如此,1880年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工业中学,1888年明尼苏达州首创农业中学,此后各种职业中学不断大量涌现。欧洲人由于世俗观念而不喜欢职业中学,以"生来平等"为信念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历史包袱。职业中学造就了一批实业家和发明家,第一架飞机的发明家莱特兄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据统计,1870-194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倍,而中学生则增加了90倍。当时的口号是:"中等教育为所有适龄青年敞开大门",到1918年时美国高中已发展到2万多所,而12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到1998年才有1万多一点的高中。由此可见,美国的高效率、高技术、高产出靠的是科技,靠的是先进的教育。今天,美国基础教育的方法在杜威式教育法的基础上几经改进,教育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各州都将40%的税收用于教育。上世纪80年代垄断着大约70%左右的专利发明,70%以上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奥运会奖牌总数第一。2061计划"是美国促进科学协会联合美国科学院、联邦教育部等12个机构于1985年启动的一项面向21世纪、致力于科学知识普及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工程,它代表着美国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趋势。为此计划,美国动员了800多位科学家、企业家、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与了这项再造青少年智慧的宏大工程。他们总结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汲取美国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果,打造21世纪新的美国人。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结论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