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中国有没有参加进攻苏俄?

黄炎炎 2019-12-21 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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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斯特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的和约。1917年12月3日,谈判开始,德国提出了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托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30亿卢布的苛刻条件,这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党内严重的分歧。1918年3月3日,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布列斯特和约正式签订。按照合约,苏俄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60亿马克。这项和约虽然苛刻,但俄国终于退出了大战,得到喘息的机会。从而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黄石凤2019-12-21 20: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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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城市实行供给制,把中小企业收归国有;在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农民除了留下口粮,剩余的粮食全部上缴国家。大部分农民是拥护苏维埃政府的,因为是这个政府把他们从地主手中解放出来,给了他们土地。可现在白匪被打垮了,农民迫切需要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帮助他们,要求城市供给他们布匹、鞋子、钉子、犁和其他工业品,要求改善生活。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还准备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属于计划经济,对苏联经济有一定好处!苏俄于1921年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国民经济,是苏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斯大林领导苏联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重新建立了工业与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巩固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欢迎,使1921年的危机迅速得到克服。稳定了国内动乱。重点发展重工业,使苏联由传统的农业国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国防力量得到加强,工业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为以后的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工业基础。但随着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经济发展中的弊端日益显露。
    龙平久2019-12-21 20:54:59
  • 十月革命后,俄国人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那时还不是苏联.当时沙皇俄国加入了协约国组织,正在同德国等同盟国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党面临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旧贵族、沙皇时代的军官,甚至孟什维克等右派分子的敌视.所以,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尽快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来镇压国内反革命.十月革命前列宁并不在俄国国内,而是在瑞士.十月革命时需要列宁回国进行领导,而回国必须经过德国.于是德国人要求列宁回国掌权后必须同德国讲和,否则就不放列宁通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开始同德国进行>的签定.但是布尔什维克内部有人认为,应该尽量慢的签定和约,企图无产阶级革命波及整个世界.导致了苏俄的国土大片沦丧,让德国人在谈判桌上占据的大量的优势.最终苏俄以割让大片领土为代价同德国签定了和约.被割让的领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投降后才被苏俄收回.英法等协约国不满苏俄单独同德国讲和,又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会波及到本国.所以,协约国集团也对苏俄进行联合武装绞杀.并且支持苏俄国内的反革命武装.包括美国和日本.严重的组碍了布尔什维克镇压反革命的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俄国的国力就不如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国力被大量消耗,民不聊生.基层军队很多人反对战争.布尔什维克就许诺结束战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是由于停战后苏俄依然要面对战争,不得不进行战争.再加之红军内部有许多沙皇时代的军官,以及当时红军纪律不严格,甚至会抢人民的财产.所以就导致一些信念不坚定的人倒向反革命,使俄国革命形势严峻.一些沙皇时代的高层军官、贵族,在二月革命后的克伦斯基时代就开始组织反对革命,十月革命后更是明目张胆的公开进行武装割据.高加索、顿河沿岸、西伯利亚等地区都大量存在着白卫军的武装割据.顿河沿岸还发生了哥萨克的武装叛乱,这些白卫军和叛军还得到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支持.装备了先进武器,甚至是坦克,飞机.给布尔什维克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再加上当时苏俄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的剥削了农民,甚至造成红军水兵的叛乱。
    赵香桂2019-12-21 20:19:54
  •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更大了,疯狂推行其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的“大陆政策”。这样,就同沙皇俄国推行的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独占亚洲、称霸太平洋的“远东政策”发生了尖锐矛盾。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引起了沙俄的不满,沙俄为获得不冻港旅顺,控制我国东北地区,联合法、德对日施压,最后中国给日本白银3000万两作为“赎辽费”赎回辽东半岛,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对此,日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逼日还辽不久,沙皇俄国便以“还辽有功”为借口,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等特权,后来,又强行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而日本经过10年备战,实力大增,决心在东北地区卷土重来,建立霸权,取代俄国在东北的地位。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沙俄乘机出兵占领东北全境,企图据为己有,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世界舆论的指责。日本借机与英国订立反俄军事同盟,要求俄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占领军,双方谈判没有结果。日本便依仗英国的军事支持和英美等国的经济援助,于1904年2月8日派遣海军偷袭停泊在旅顺港外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击沉在朝鲜仁川的俄国军舰。日俄两国遂于2月10日同时宣战。战争年表1904年2.6——日本对俄罗斯发布最后通牒2.8——日本陆军,仁川开始登陆2.8——日本海军夜袭旅顺港外的俄罗斯舰队2.9——仁川海上海战2.10——互相宣战2.24——第一次旅顺口闭塞作战3.27——第二次旅顺口闭塞作战5.1——鸭绿江会战5.8——日本陆军在辽东半岛开始登陆8.10——黄海海战8.14——蔚山海上海战8.19——第三次第一次旅顺总攻击8.30——辽阳会战9.19——第二次旅顺总攻击10.9——沙河会战10.15——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起航11.26——第三次旅顺总攻击12.5——日本军占领旅顺口203高地12.31——第四次旅顺总攻击1905年1.1——旅顺开城投降1.25——黑沟台会战3.1——奉天会战5.27——日本海海战9.1——日俄两国签署休战议定书。
    龚常勇2019-12-21 20:05:58
  • 一战时的波兰当然不是独立的。1795年1月3日,俄、奥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定,10月24日,普鲁土在协定上签署。根据该协定,波兰领土被全部瓜分。1795年瓜分波兰后,1797年,三个瓜分国又签订条约,不准波兰人在两个或三个地区拥有财产,必须选择一国国籍,出售在其他占领区的财产。自此,波兰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只能作为俄罗斯的波兰人、普鲁士的波兰人或者奥地利的波兰人存在。一战中,这三个国家先后遭到失败,这是出乎亲德、奥派和亲俄派意料之外的事。为波兰独立的恢复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1916年,同盟国为拉拢波兰人,以扭转其两线作战的颓势,11月,德国政府许诺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12月底,德、奥成立了“波兰临时国务会议”,这样一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波兰人就有机会统一了。在一战结束后,波兰作为遏制苏俄的桥头堡,又得到了协约国集团的支持,1920年4月25日,波兰白军在协约国的怂恿下,多次拒绝了苏俄关于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争端的建议,对苏俄发动了进攻。同年5月8日,波军占领乌克兰首府基辅。苏联红军奋起反击,于6月中旬收复了基辅,并越过边界向华沙推进。这时波兰和协约国感到大事不妙。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照会苏俄,建议俄波媾和,但遭到苏俄拒绝。7月17日,苏联红军继续向华沙进攻。8月20日,英国政府又向苏俄发出最后通牒。但最后通牒并未阻止苏俄进军,反而引起英国公众对政府的愤怒。于是英国不得不劝波兰接受苏俄的停战条件,同意和谈。但这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由于红军高级指挥员之间对于主攻方向判断出现意见分歧,红军在华沙战役中受到重大挫折,波军转守为攻。1920年10月12日,苏、波两国在里加签订停战协定,并缔结了预备和约。和约规定,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缔约双方彼此尊重国家主权,并保证不支持任何针对另一方的敌对行动。就这样,波兰复国了。
    车巧林2019-12-21 19: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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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识别民族被归纳为未识别民族的中国国民,其居民身份证上民族栏目会填上人群未识别民族的名称。中国政府认定的民族名称,本人有不同意见,经做思想工作仍坚持填写自称的,可在民族名称后加注。如“纳西族摩梭”、“苗族革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已认定为少数民族,但尚未明确是单一少数民族或为某一少数民族成员的,可填写“XX人”,如“僜人”。已定汉族如穿青人而本人有意见的,二代身份证可以注明:“穿青”、“穿青人”。对于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如本人的民族名称与中国已认定的某一民族名称相同就填写某一民族,如“朝鲜族”;如没有相同民族的,本人是什么民族就填写什么民族,但应在民族后加注“入籍”二字,如“乌克兰入籍”。1.艾努人:归为维吾尔族,大约10000人,说艾努语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2.克里雅人:归为维吾尔族,大约1300人,克里雅人据说是西藏阿里古格王朝的后裔,另有一说是离群索居在这里的沙漠土著民族,自然环境决定了克里雅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生活方式,至今依然保留著古朴纯厚的民俗文化和较原始的生活方式。他们多数几代同堂住在一起,家里的老人是最受尊重的长辈,族人很少跟外人通婚,被称为“沙漠中的原始部落”。3.托茂人:归为回族,大约500人,分布在青海、新疆,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使用托茂语一种混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的蒙古语。4.古格人:归为回族、藏族,大约5000人,分布在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德钦、维西三县、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古格人在文化上通过协调与调适,兼容并蓄藏等多民族文化的同时俨然保留回族文化特质,形成一支独自一格的民族。5.康家人:归为回族,约500-600人,康家族有自己的语言康家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蒙古语支,生活方式混杂了回族、土族,因此现在康家人认为自己是一独立民族,和周围的民族不太一样。6.曼咪人:归为布朗族,约1000人,曼咪人有自己的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而曼咪人的住房、服饰、宗教信仰、节日与傣族差不多,但民族被划分成布朗族,现在曼咪人希望能成为一独立民族。7.昆格人:归为布朗族,共338户1656人,昆格人的习俗和一般布朗族不同,独特的特日有龙列节、龙恩节。龙列节即打铁节,时间在阳历二月,过节时要杀牛、烧篝火、祭祖。8八甲人:未识别民族,约1500人,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阿镇。9阿卡人:归为哈尼族,约6000人,阿克人分布在云南省景洪市的景洪镇、勐罕镇、勐龙镇,勐海县的布朗山乡,勐腊县的勐仑镇,共21个村。阿克人自称“过克”,阿克是傣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奴隶”。10.老品人:未识别民族,52户233人,老品人自称“老品”,也称“卡品”。老品人保留有自己的语言,如吃饭为“唐扎”,房屋为“拥”,能讲流利的傣语。老品人住房为汉式平房。信仰独特的原始宗教,有庙宇、无神像,每年全寨要举行一次祭山神活动。11.老缅人:归为拉祜族,约4000人,老缅人和缅族无关,老缅人作为一个跨境族群,分布在中国、泰国、缅甸、老挝四国的边界区域。中国境内主要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的老缅大寨和勐海县勐遮乡的老品寨为主要聚居地。12.毕苏人:澜沧县等地毕苏人归入拉祜族;勐海毕苏人未识别6000人13.木佬人:归为仫佬族,约3万人,其语言木佬语属于仡央语族,接近仡佬语,仅因他称接近便被划入仫佬族。分布在贵州省黔东南、黔南两州北部的麻江、凯里、黄平、都匀、瓮安、福泉等县市。14.菜族人:未识别民族,计32户170人,自称菜族人。15.穿青人:归为汉族,60多万,中国西南地区的族群,民族问题含糊。16.蔡家人:未识别民族,约4万,中国西南地区的族群,民族问题含糊。17.龙家人:归为汉族、白族、布依族,约50多万,中国西南地区的族群,民族问题含糊。18.僜人:未识别民族,大约2000人,僜人现多住在西藏自治区南部近麦克马洪线边界附近。他们积极向中国政府申请重新识别,成为独立民族,但因为中国结束民族识别政策以及该人群人数过少,计划最终告败。19.里民人:归为黎族,10万人,这可能是中国民族认定史上最大的纰漏,贵州里民人被识别成黎族,但实际上和海南黎族并无实际关系。他们其实是穿青人的一部分。20.诶人:归为壮族5000人诶话是一种混合语。21.标族人:归为汉族,约8万人,标话原本认定为是二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由中原迁来的人讲的语言,但后来认定是属于壮侗语系侗水语支,和汉语无关。22..茶洞人:大部份归为汉族,有一部份归为壮族,约2万人,茶洞人分布在广西临桂县茶洞乡绝大部分村寨及相邻的两江镇和永福县龙江乡部分村寨,茶洞话属于侗水语支,现在民族问题含糊。23..临高人:归为汉族,约80万人,使用临高话,临高话为壮侗语系一支,但官方把临高人视为汉族,使民族问题含糊。24.哥隆人:归为汉族,约6万人,哥隆人主要居住在海南岛东方市北部昌化江下游南岸,集中新街、三家、四更三个镇,哥隆话村话??是一种兼含汉语、苗语、黎语、越南语等成分的特殊语言,其风俗也与众不同。25.革家人:归为苗族,黄平县称之为未识别民族,约6万人,人群民族问题未明,他们仍积极请求政府承认为独立民族。26.东家人:归为畲族,约5万人,虽在1996年部份人划成畲族,但是民族问题仍未明,他们仍积极请求政府承认为独立民族。27.西家人:归为苗族,约1万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凯里、都匀、麻江等县市。28.绕家人:归为瑶族,约1万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麻江、都匀两县。29.布努人:归为瑶族,约40万人,布努语是自称「布努」或「努」意思是「人」的民族所说的语言,目前民族划分中的瑶族语言里除了勉语以外最大的语言,属于苗瑶语系苗语支,不属于瑶语支。有39万人说这种语言,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和西北部的山区。布努语可能和苗语川黔滇方言最接近。30.阿侬人:归为怒族,约500人,阿侬人的生活方式、语言阿侬语混合了怒族和独龙族,并自成一格。31.包瑙人:归为瑶族,约3万人,包瑙人说得包瑙话不属于瑶语支。32.格鲁人:归为藏族,约12万人,说嘉绒语,分布在四川阿坝州的马尔康、黑水、理县、汶川、金、川、小金等县,雅安地区的宝兴县,甘孜州的丹巴县。使用嘉绒语的人口约11.69万人。33.顾羌人:归为藏族,约6千人,说贵琼语,分布在四川甘孜州康定县的舍联、时济、前溪、麦笨、三合等乡,泸定县的长征、烹坝、泸桥乡以及雅安地区宝兴县硗碛乡的部分村寨。34.茂族人:归为藏族,约8千人,说扎坝语。分布在四川甘孜州道孚县的亚卓乡、红顶乡、仲尼乡、扎拖乡、下拖乡和雅江县的瓦多乡、木绒乡。35..木雅人:归为藏族,约1万人,说木雅语,分布在分布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的朋布phurbu、沙德gsarsde、宜代vjigrten、六巴klupa四个乡和九龙县的唐古乡thanggu。由于木雅语的藏文名与西夏的名称一样,所以很多学者怀疑讲木雅语的人可能是西夏人的后代。36.白马人氐族人:归为藏族,约1万人,说白马语,分布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白马河流域的木座、白马等乡村,和阿坝九寨沟县下塘地区的屋角、马家等乡村松潘县小河地区,以及甘肃省武都地区文县的白马峪河等地,有民族学家认为白马人的祖先为氐人,在汉代被称为白马氐。37..尔苏人:归为藏族,约2万人,说尔苏语,分布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越西、冕宁等县,有自己的语言和中国目前所发现的仅存的两种图画文字之一;所用语言属于羌语支而不是藏语支,这语种与曾建立过西夏王国的党项人同源。38.纳木依人:归为藏族,约6千人,说纳木依语,分布在四川省西南部的部分地区,使用不同于藏语的纳木依语。一般使用这种语言的居民被泛称为“西番”,分布在冕宁、西昌、盐源一带的自称为“纳木依”,分布在木里、九龙一带的自称为“纳木兹”。39.尔龚人:归为藏族,约4万人,说尔龚语,主要是分布在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道孚、炉霍、色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壤塘等县。40.却域人:归为藏族,约2万人,说却域语,主要是分布在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道孚、新龙、理塘等县。41.克木人:归为布朗族,约2千人,居住在云南省。42.苦聪人:归为拉祜族,苦聪语和拉祜语接近,同属彝语支43.拉基人:归为彝族,约2千人,越南政府把拉基人划分成单独的民族;拉基语和仡佬语接近,同属侗台语系仡央语族44.土生葡人:归为葡萄牙后裔居民《澳门基本法》第42条,约4千人,是一个由多种族群混合而成的群体,难以分类。土生葡人在中国澳门特区通常为葡萄牙人或其人于东南亚各地的后裔与澳门当地的汉人结婚后生下来的人群。现时大多数人只在澳门及东南亚生活。中国澳门特区政府把土生葡人法律确定为澳门少数族群,享有法律认证的政治权利;中国大陆把土生葡人定为未识别民族。土生葡人主要说葡萄牙语,一些人说中文;他们曾经创造过土生葡文,作为自己的语言。45.莽人:归为布朗族,1985年统计有82户568人,居住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金平县。46.摩梭人:云南归纳为纳西族,四川归纳为蒙古族,约数万人,中国唯一一个母系社会为主的人群,民族识别问题未明。部分摩梭人实行走婚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曾经被“强迫”一夫一妻。47.普标人:归为彝族,300人,越南政府把普标人划分成单独的民族;普标语属侗台语系仡央语族。48.掸族人:部分人被归纳为布依族或壮族,也有人被归纳为未识别民族。与壮族及布依族同源,语言可互相沟通。人群分布在中缅边境附近,通用缅甸语。缅甸的掸族为独立民族。49.载瓦人:被归纳为景颇族,约8万人,使用载瓦语,缅甸政府把载瓦族划分成单独的民族,和景颇族做为区隔。50.夏尔巴人:未确定族系,大约2千人,主要居住在尼泊尔境内,部分散居在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山上,民族问题未明一说是党项后人。通常以登山向导为生。51.图瓦人:归为蒙古族,主要居住在中国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湖附近。图瓦人现被归为蒙古族的分支。52.布里亚特人:归为蒙古族,主要居住在中国新疆和内蒙古附近。布里亚特人定为蒙古族。虽然他们认同自己是蒙古人,但是他们的文化与一般蒙古文化极为不同。53.回辉人:归为回族,约5000人,主要居住在海南三亚附近,原为东南亚穆斯林;语言为回辉话,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54.卢人:归为满族,部份被归纳为未识别民族,约8000余人,分布在黔西、金沙、大方三县交界处。55..羿人:大部份仍申报为汉族,一些归为仡佬族一支,也有人被归纳为未识别民族约300余人分布在贵州毕节普宜和阴底,四川古蔺蜡盘沟等地。56.土生犹太人:有部份被划为回族,有部份被划为未识别民族传统上被称为「蓝帽回回」,所以被划为回族的一部份;但实际上,其民族组成与回族无关,尽管犹太人跟回族的组成部份阿拉伯人是兄弟民族。中国的犹太人散居于中国大陆各处,尤其是在黑龙江省和与俄罗斯犹太自治州连接的中俄边境附近。57.者来寨人:归为汉族,400余人,又名骊轩人,部分人长相偏向于欧洲人,居住在甘肃永昌县境内的者来寨。58.阿尔巴津人:北京、天津归为满族,黑龙江归为汉族约500余人为斯拉夫人、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鄂温克人、达斡尔人、满人、蒙古人、汉人等民族的混血儿。信奉东正教。现已使用汉语。部分老人能使用俄罗斯语、教会斯拉夫语、蒙古语、满语。主要居住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海拉尔等地。59.富裕柯尔克孜人哈卡斯人:归为柯尔克孜族,约1500人,官方定为柯尔克孜族,实际上是哈卡斯人。主要居住在黑龙江省富裕县友谊达斡尔族满族柯尔克孜族乡五家子柯尔克孜族村、富裕牧场七家子村。使用黑龙江柯尔克孜语哈卡斯语的一种方言和卫拉特蒙古语。信奉萨满教或藏传佛教。60.瓦乡人:归为苗族、汉族、土家族,约40万余人,居住在湖南省西部山区。有人认为宋祖英实际上也属于这个民族。瓦乡人有着不同于苗族人、汉族人和土家人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瓦乡人的语言独特,瓦乡话与苗语并不接近,更加不属于苗语。瓦乡话也不属于汉语的任何一个方言系统,既不属湘语,也不属湘西一带流行的“客话”西南官话的一种,语言学家至今仍把瓦乡话单列。61.遗华日侨大和民族:可能归为汉族,约4000人以上,于二战后被日本军队遗弃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的日本人,以妇女和儿童人数最多,大部份都融入东北当地的汉人家庭内。
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原因: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把其阐述为以下几点:第一,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二,美国扶植日本;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教材的阐述如蜻蜓点水式简略,总有种言犹未尽之感,笔者认为有必要作更为具体而深刻地探究,让历史更为鲜活生动,让学生更能深入问题的本质。一、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①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②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12.8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23.8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11.4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38.1%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③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3.6%,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6.9%。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2.9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④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⑤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⑥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⑦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⑧。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⑨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⑩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1920年6月,赔款委员会首先就赔款总额做出规定,即德国应支付2690亿金马克,赔款委员会还确定了各国应得赔款数的比例,其中法国最多,占总数的52%。但在赔款问题上分歧很大,直到1921年4月,英、法、美、意、日等国在伦敦召开会议,才最后决定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分30年付清,每年必须偿付20亿金马克。这样巨额的赔款实际超过了德国当时的经济能力。德国利用战胜国内部英美同法国的矛盾,对赔款采取“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策略,千方百计地破坏和抵制赔款的执行。1922年7月,德国政府以通货膨胀,财政危机为理由,请求延期支付赔款,英国政府支持德国的要求,提出减少赔款总数和延期支付赔款的方案,11月,德国古诺政府上台以后,走上公开对抗赔款的道路,要求无限期地延期偿付全部赔款,法国表示强烈反对,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来惩罚德国。1923年1月11日,法国联合比利时出兵10万占领鲁尔,声称要以“产品抵押”,向德国强索赔款,挑起鲁尔危机。德国政府在英美的支持下一面提出抗议,一面采取“消极抵制”的策略。鲁尔工业区的工矿企业,铁路邮电陷于瘫痪,德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导致通货膨胀,马克形同废纸,德国经济濒临崩溃,人们生活急剧恶化,群众反抗情绪强烈,工人罢工,同年10月汉堡爆发工人起义,革命危机使德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十分恐惧,急于寻找解决赔款问题的途径。同时,法国占领鲁尔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不仅没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本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失,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迫切希望获得解脱,在英美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议,重新审查赔款问题。1923年12月,英国政府建议美国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赔款问题,并由美国充当赔款问题道仲裁人。美国政府虽然拒绝正式参加会议,但声明美国专家可以被邀请。陷入困境的法国被迫同意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1923年11月,赔款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任主席的专家委员会。1924年4月9日,该委员会向赔款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德国赔款问题建议书,即“道威斯计划”。8月,协约国伦敦国际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个计划,同年9月1日计划生效。计划的主要内容是:①对得国赔款总数和支付年限未加确定,只规定该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度德国应支付10亿金马克;②德国赔款的支付来源是工业企业和铁路的利润,以及关税和日用品间接税;③向德国提供一笔8亿金马克的国际贷款,以帮助它平衡预算和稳定通货,贷款大部分由美国提供;④德国的财政经济受协约国代表监督,监督权集中在赔偿事务总管手中。德国接受了该计划,法比宣布在计划实施一年内从鲁尔撤军。道威斯计划为外国资本,特别是为美国资本流入德国打开方便之门,从而使德国经济又运转起来。据统计,从1924—1930年美国给德国的贷款达2475000000美元。在美元的滋润下,德国工业企业进行了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更新,采用新的技术装备,推行“合理化运动”,从而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不但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而且从1925年起就出现经济高涨的局面,1927年,德国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一战前的水平。1929年,德国工业产量超过英、法,仅次于美国,列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与此相适应,德国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大大改变了战败国地位。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第一,随着美元大量涌入德国,美国不但在德国赔款问题上,而且在整个欧洲事务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英国的均衡战略也取得一定成功,既削弱了法国,又扶植了德国;第三,法国失去了在对得赔款问题上的主宰地位,对于它在争夺欧洲霸权的野心是一个打击;第四,德国利用了战胜国之间的矛盾,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其日后冲破凡尔赛体系建立物质技术基础;第五,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符合了帝国主义的共同愿望,因为它们正想利用德国作为反苏的先锋。道威斯计划为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打下了经济基础,在美元英镑的滋润下,德国的战争机器又得以运转起来,这就埋下了未来更大冲突的火种。道威斯计划有着严重的缺陷,它并未规定赔款总额和偿付年限。1928年,德国政府借口经济困难,要求修改道威斯计划,经协商决定另组专家委员会讨论德国赔偿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1929年2月,新的专家委员会在美国金融家杨格的主持下开始工作,6月,提出了新的赔款计划,即杨格计划,这个计划在1930年1月协约国海牙会议上通过。杨格计划的主要内容有: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139亿马克,分59年付清,平均每年近20亿马克,遇到经济困难,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延期支付;赔款来源为铁路收入和国家预算;取消对德国的财政监督,由美、英、法、德、比、意、日7国组成“国际清理银行”,处理赔偿事务,并在德国经济不景气时提供援助等。杨格计划大大减轻了德国赔偿的负担,进一步放宽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使得赔款问题逐步向有利于德国的方面转移,为德国经济军事力量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杨格计划也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对德国经济的控制,它从总体上代表了美国的利益和要求。杨格计划制订不久,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德国,德国政府请求延期支付赔款。1931年6月,美国总统胡佛为保护美国在德国的巨额投资,发布“缓债宣言”,宣布美国愿意以延期偿付战债为条件,同意德国延期支付赔款,期限为一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德国仍无法支付赔款,1932年6月,有关国家在洛桑举行会议,签定了《洛桑协定》,协定规定德国的“最后赔款额”为30亿马克,这30亿马克,在停付3年后,于37年内分次付清。实际上,德国连这笔赔款也没有如数偿付,不久希特勒上台,一笔勾销了赔款义务。这样,争吵长达十多年之久道德国赔款问题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局面的崩溃,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建立,而不了了之。可以看出,一战后协约国集团对德国的赔款本意是惩治德国,削弱德国实力,而德国却巧妙的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抓住机会,以增加偿债能力为借口,大力引进外资,利用美元和英镑来发展军事工业,为希特勒的扩张侵略准备好了物质基础,可以说,一战后赔款计划的实施所取得的效果却与本意相违。但这为二战后国际政治家们在规划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时提供了经验,从而没有重蹈覆辙,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不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