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给中国有哪些启示

黄生祥 2019-12-21 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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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原因: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把其阐述为以下几点:第一,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二,美国扶植日本;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教材的阐述如蜻蜓点水式简略,总有种言犹未尽之感,笔者认为有必要作更为具体而深刻地探究,让历史更为鲜活生动,让学生更能深入问题的本质。一、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①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②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12.8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23.8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11.4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38.1%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③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3.6%,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6.9%。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2.9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④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⑤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⑥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⑦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⑧。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⑨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⑩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齐智善2019-12-21 2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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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视人才的培养,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德国科技与制造是世界上一流的,这是因为德国是一个从不缺乏人才的国家,无论是二战还是现在,德国的人才都受到各国的争抢。因为德国人的整体素质还很高,德国人不但聪明还很勤奋。德国人的每周工作时间就远高于英国三十八个小时,虽然工资低,但他们的热情是非常高的。由于德国对于人才教育的注重,才使得德国变得强大起来,同时这也是素质教育成功的一大例子。 扩展资料:纵观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各国史就会发现:思想文化与知识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存亡之间有着直接的逻辑关联。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术原创能力不强、人才队伍素质不高,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丰而质量低、专家多而大师缺等等。思想文化与国家兴衰存亡直接关联。
    齐晓林2019-12-21 23:54:55
  • 你说的事我在树上看到到过,当时是二战刚刚结束,德国被英法美苏四国分区占领,此后德国的盟军占领过组成了联邦德国,苏联成立民主德国,而在此之前,德国处于无政府状态,1945~1946年间,德国资源在二战中消耗殆尽,特别是冬天,于是德国人自发伐木,每户人家分到一颗树,说是让人过冬用的,实际上好多老百姓冻死,直到美国开始马歇尔计划,对欧援助,才摆脱了欧洲的窘境。
    赖鸿志2019-12-21 20:55:11
  • 国民的辛勤劳动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与国民的辛勤劳动势不可分开的。联邦德国人民的敬业精神也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崛起。据统计,1955年,联邦德国男子平均每周工作长达50小时,比英国工人多3小时,而平均工资实际上直到1956年才到战前1938年的水平,正是联邦德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才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
    赵驻军2019-12-21 20:37:50
  •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自创立伊始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德国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也一直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德国与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建立的生产力水平相似、调控手段都要求市场自发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以及追求的目标都在关注效率的同时注重公平,因此这一模式适用中国;有的认为德国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根本不同的,在经济基础、历史和文化传统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不适用中国。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德国模式,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这一模式对中国有没有借鉴意义?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杆子打死,也不能全盘接受,应该有选择性地借鉴。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的两大支柱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其中,两大支柱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第一大支柱“社会主义”,要求我国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上,在分配制度上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在目标上必须坚持共同富裕。无论我国的市场经济如何发展和完善,上述三点是必须坚持而不可动摇的,否则,我国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质就发生了改变。我国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第一大支柱“社会主义”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个性之所在。第二大支柱“市场经济”,即市场作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手段。市场经济是所有采取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的共性,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无论其他方面有多大差别,由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手段这一原则是相同的。因此,市场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的共性之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在借鉴其他市场经济模式的过程中,个性的“社会主义”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共性的市场经济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德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对我国有一定的启示。1.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在人类社会经济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中,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也充分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在我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绝大多数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基本上通过市场进行,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市场机制还存在很多弊端,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使得公平竞争的秩序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此,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夯实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健全公平竞争法律规则,用法律手段来保证竞争秩序的规范、有序,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着力提高政府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的水平,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由于传统体制和观念的影响,我国目前还严重存在着政府权力过大、审批过杂、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从而压缩了市场的发展空间。德国坚持有限的政府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做法启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降低政府的作用,也不是减少政府的职能,而是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的作用进行了明确而准确的定位:“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为此,要划分清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凡是市场能做到的,就交给市场,要严格限制和规范政府的权力;切实转变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设法制政府和服务型政府。3.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兼顾效率与公平,处理好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特色就在于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注重社会和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体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体还不完善。农村地区明显滞后;一些基本保障制度覆盖面还比较窄;不同群体间社会保障待遇差距仍然较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社会保障长期资金平衡和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巨大;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低,信息化建设发展水平不均衡等问题不断突出,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健全和完善。对此,明确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建立起涵盖社会各阶层的、公平合理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章见文2019-12-21 2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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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赔款委员会首先就赔款总额做出规定,即德国应支付2690亿金马克,赔款委员会还确定了各国应得赔款数的比例,其中法国最多,占总数的52%。但在赔款问题上分歧很大,直到1921年4月,英、法、美、意、日等国在伦敦召开会议,才最后决定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分30年付清,每年必须偿付20亿金马克。这样巨额的赔款实际超过了德国当时的经济能力。德国利用战胜国内部英美同法国的矛盾,对赔款采取“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策略,千方百计地破坏和抵制赔款的执行。1922年7月,德国政府以通货膨胀,财政危机为理由,请求延期支付赔款,英国政府支持德国的要求,提出减少赔款总数和延期支付赔款的方案,11月,德国古诺政府上台以后,走上公开对抗赔款的道路,要求无限期地延期偿付全部赔款,法国表示强烈反对,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来惩罚德国。1923年1月11日,法国联合比利时出兵10万占领鲁尔,声称要以“产品抵押”,向德国强索赔款,挑起鲁尔危机。德国政府在英美的支持下一面提出抗议,一面采取“消极抵制”的策略。鲁尔工业区的工矿企业,铁路邮电陷于瘫痪,德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导致通货膨胀,马克形同废纸,德国经济濒临崩溃,人们生活急剧恶化,群众反抗情绪强烈,工人罢工,同年10月汉堡爆发工人起义,革命危机使德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十分恐惧,急于寻找解决赔款问题的途径。同时,法国占领鲁尔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不仅没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本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失,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迫切希望获得解脱,在英美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议,重新审查赔款问题。1923年12月,英国政府建议美国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赔款问题,并由美国充当赔款问题道仲裁人。美国政府虽然拒绝正式参加会议,但声明美国专家可以被邀请。陷入困境的法国被迫同意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1923年11月,赔款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任主席的专家委员会。1924年4月9日,该委员会向赔款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德国赔款问题建议书,即“道威斯计划”。8月,协约国伦敦国际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个计划,同年9月1日计划生效。计划的主要内容是:①对得国赔款总数和支付年限未加确定,只规定该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度德国应支付10亿金马克;②德国赔款的支付来源是工业企业和铁路的利润,以及关税和日用品间接税;③向德国提供一笔8亿金马克的国际贷款,以帮助它平衡预算和稳定通货,贷款大部分由美国提供;④德国的财政经济受协约国代表监督,监督权集中在赔偿事务总管手中。德国接受了该计划,法比宣布在计划实施一年内从鲁尔撤军。道威斯计划为外国资本,特别是为美国资本流入德国打开方便之门,从而使德国经济又运转起来。据统计,从1924—1930年美国给德国的贷款达2475000000美元。在美元的滋润下,德国工业企业进行了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更新,采用新的技术装备,推行“合理化运动”,从而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不但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而且从1925年起就出现经济高涨的局面,1927年,德国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一战前的水平。1929年,德国工业产量超过英、法,仅次于美国,列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与此相适应,德国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大大改变了战败国地位。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第一,随着美元大量涌入德国,美国不但在德国赔款问题上,而且在整个欧洲事务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英国的均衡战略也取得一定成功,既削弱了法国,又扶植了德国;第三,法国失去了在对得赔款问题上的主宰地位,对于它在争夺欧洲霸权的野心是一个打击;第四,德国利用了战胜国之间的矛盾,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其日后冲破凡尔赛体系建立物质技术基础;第五,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符合了帝国主义的共同愿望,因为它们正想利用德国作为反苏的先锋。道威斯计划为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打下了经济基础,在美元英镑的滋润下,德国的战争机器又得以运转起来,这就埋下了未来更大冲突的火种。道威斯计划有着严重的缺陷,它并未规定赔款总额和偿付年限。1928年,德国政府借口经济困难,要求修改道威斯计划,经协商决定另组专家委员会讨论德国赔偿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1929年2月,新的专家委员会在美国金融家杨格的主持下开始工作,6月,提出了新的赔款计划,即杨格计划,这个计划在1930年1月协约国海牙会议上通过。杨格计划的主要内容有: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139亿马克,分59年付清,平均每年近20亿马克,遇到经济困难,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延期支付;赔款来源为铁路收入和国家预算;取消对德国的财政监督,由美、英、法、德、比、意、日7国组成“国际清理银行”,处理赔偿事务,并在德国经济不景气时提供援助等。杨格计划大大减轻了德国赔偿的负担,进一步放宽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使得赔款问题逐步向有利于德国的方面转移,为德国经济军事力量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杨格计划也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对德国经济的控制,它从总体上代表了美国的利益和要求。杨格计划制订不久,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德国,德国政府请求延期支付赔款。1931年6月,美国总统胡佛为保护美国在德国的巨额投资,发布“缓债宣言”,宣布美国愿意以延期偿付战债为条件,同意德国延期支付赔款,期限为一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德国仍无法支付赔款,1932年6月,有关国家在洛桑举行会议,签定了《洛桑协定》,协定规定德国的“最后赔款额”为30亿马克,这30亿马克,在停付3年后,于37年内分次付清。实际上,德国连这笔赔款也没有如数偿付,不久希特勒上台,一笔勾销了赔款义务。这样,争吵长达十多年之久道德国赔款问题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局面的崩溃,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建立,而不了了之。可以看出,一战后协约国集团对德国的赔款本意是惩治德国,削弱德国实力,而德国却巧妙的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抓住机会,以增加偿债能力为借口,大力引进外资,利用美元和英镑来发展军事工业,为希特勒的扩张侵略准备好了物质基础,可以说,一战后赔款计划的实施所取得的效果却与本意相违。但这为二战后国际政治家们在规划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时提供了经验,从而没有重蹈覆辙,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不菲的贡献。
积极作用:1、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经济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社会的闲散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财政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2、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功不可没。从这个角度说,财政赤字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它能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积累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3、实际上财政赤字是国家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目标,依靠国家坚实和稳定的国家信用调整和干预经济,是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消极作用:1、赤字财政政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刺激投资,就是扩大生产能力。实行扩张性政策,有可能是用进一步加深未来的生产过剩的办法来暂时减轻当前的生产过剩。因此,长期扩张积累的后果必然会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危机的暴发。2、财政赤字可能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财政风险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运转遭受严重损害的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时,轻者导致财政入不敷出,重者引起财政危机和政府信用的丧失。3、赤字财政政策孕育着通货膨胀的种子,可能诱发通货膨胀。从某种程度上说,赤字财政与价格水平的膨胀性上升有着固定的关系。其原因并不难寻。扩展资料:重要性:在经济萧条时期,赤字财政政策是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这样就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凯恩斯认为,财政政策应该为实现充分就业服务,因此,赤字财政政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为:1、债务人是国家,债权人是公众。国家与公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国家欠公众的债务,也就是自己欠自己的债务。2、政府的政权是稳定的,这就保证了债务的偿还是有保证的,不会引起信用危机。3、债务用于发展经济,使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弥补财政赤字。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公债哲学”。财政赤字。
国研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及金融体系会有哪些影响?尤其是将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陈道富:从危机的结果来看,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是带有全球性的。危机不仅仅表现在美国本土,欧洲、日本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动荡。美国本身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元又是全球最主要的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更重要的是,美国的金融资产被全世界持有,不仅金融机构卷入其中,各国央行也深陷其中。在经济、金融联系如此密切的世界中,这么大的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不可能不波及美国以外,世界各国受到牵连在所难免。目前,危机还在扩散,已从单纯的次贷危机向其他消费贷款蔓延。由于金融机构的破产压力,股票、债券市场也面临危机。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资本金受到侵蚀,贷款会更加谨慎,也会有所收缩,加上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在下降,金融危机有进一步向实体经济传递的危险,进而再加剧当前的金融危机。从当前的情景看,危机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结束。危机的影响,既取决于危机本身的性质,也取决于危机的处理方法,包括世界其它国家的应对策略。从目前危机发展的情况来看,美国此次危机是一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损失肯定不低于其八十年代发生的储贷危机,是否会达到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谈到的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如果控制不好,危机进一步恶化是有可能的。美国的这一次金融危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到了中国。从金融的角度看,危机初期,得益于中国金融体系相对保守和封闭,中国的金融机构直接的对外金融交往并不多,没有大量持有美国的金融资产,包括次级债、“两房”担保和发行的债券,以及破产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等。但是危机爆发以后,中国部分金融机构入股了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在账面上蒙受了损失。从总体上看,量还不是特别大,还不会引发金融危机。但亏损在金融机构的分布并不均匀,部分金融机构的压力较大,需关注。此外,中国政府持有大量“两房债券”和美国国债,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汇储备会有一定影响。但美国政府介入“两房”,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我们仍需要做好各种充分准备,毕竟美国政府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当然,美国的金融危机也使得全球资金的移动出现变化,中国可能面临跨国资金的大进大出,这需要重点关注。从实体经济来看,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给我国的出口、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但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也不完全都是负面影响。在危机恶化之前,世界面临通货膨胀上升,经济下行的滞胀风险。与此相一致,中国经济也面临较大挑战,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降,通货膨胀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居高不下。美国次贷危机的恶化,加速了美国经济的调整,缓解世界能源、原材料以及粮食等大宗商品市场的供求紧张状况。更重要的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恶化,严重打击了国际投机势力,石油、大宗商品中的投机因素大大降低,价格快速下降。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中国通胀的压力,舒缓了中国宏观政策方面面临的困境,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向防止经济过快下滑上。国研网:您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策略?陈道富:首先应该看到,美国面对这么大的金融危机,还能够把危机的影响控制在目前的水平,确实让各国见识到美国金融体系的灵活性,以及美国在处理危机时表现出的务实,既体现出原则性,也体现了艺术性,更不同于美国开给其他国家的治理危机处方。危机若发生在其它国家,肯定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了。当然,美国金融体系也有不完善、不安全的地方,存在一定的漏洞,否则不会发生此次危机。国研网:中国央行于9月15日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是否是针对美国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救市措施?陈道富: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以及各国央行都在积极救市。这些国家都曾经历过金融危机,在处理危机方面比较有经验。此次救市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危机带来的过于剧烈的伤害。尽管央行此次发布调低“双率”的政策,时间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给市场造成中国参与救市计划的联想。但从目前来看,政策更多的是针对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大可能纯粹是为了配合美国的救市计划。调低“双率”的政策,是经过研究并在事前提出的,绝对不是随便出台的偶然政策。央行调低“双率”的政策,在保持对国内通胀可能反弹的控制的基础上,更重视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尤其关注中小企业。当然,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消除了原有的某些不确定性,更加坚定了中国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助于中国政府果断作出决策。同时,这个政策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前瞻性的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影响。国研网: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可以从此次危机得到哪些启示?陈道富:危机远没有结束,现在谈启示有些为时过早。而且不同的人,视角不同,得出的启示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我相信,这次危机过后,不仅仅美国,世界各国都会从各方面进行深刻的反省,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监管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发展等方面,都会有所突破。一是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加上政府信用介入等引起市场激励机制的扭曲,容易引起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最终都是要破的。或者说,金融的根在经济,过分脱离经济发展金融,最终是要发生危机的。但金融发展具有自我膨胀倾向。二是过于复杂的衍生工具,在带来流动性等好处的同时,也引起市场风险的承担主体和风险控制主体严重分离,不利于对风险的评估、控制。更重要的是,衍生工具大量表现为表外业务,现有的信息披露要求和监管措施还无法有效应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手段相当脆弱,尤其在高杠杆的环境中发生系统性风险时更是如此。进一步研究并加强监管是必要的。三是金融机构的损失与实体经济的损失,其宏观影响差距极大。金融机构发生损失,将引起金融机构不得不多倍收缩资产,进而引起资产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进一步恶化金融机构的损失。尽快将损失剥离出金融机构,有利于控制损失的传递和多倍收缩效应。四是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受现有规则限制,该改规则的时候就要改规则,该注入流动性的时候就应该注入。在处理这次危机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去解决问题,行政力量也很强大,该出手时毫不手软。金融危机发生时,市场存在大量正反馈机制,或者说市场高度相关,并且恶化速度很快。保持市场必要的信心是最重要的,否则大量干预措施都会失去效果。因此,把握干预的时机,果断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危机时期,对部分金融机构的保护是必要的,必须保证有金融机构来实现必要的金融功能。国研网:反思美国的此次危机,中国还可以更深层次的思考哪些更基本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那些应对措施?陈道富:我们除了可以就事论事的从危机爆发的原因,影响机制以及政府应对策略等方面,反思美国的这次危机,还可以更深层次的思考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如重新思考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思考金融的内在不稳定等理论问题。谈到应对措施,我想危机已经发生了,我国也已经受到影响。因此,我国需要做的,一是尽可能减少现有损失,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在减少损失方面,中国要积极把握市场机会,加强与美国各界的沟通,特别是政府沟通,做好各种应对准备。同时,我国应认真研究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形势,避免错误的投资。二是应充分评估金融机构的损失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尤其要结合国际、国内的形势,防止损失在国内的传递和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国研网:美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这次危机的表现,对于中国构建金融安全体系有哪些借鉴意义?陈道富:美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这次危机的表现,确实让我们见识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灵活性。中国在构建自己的金融安全体系时,最核心的是如何提高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和金融体系的灵活性。对风险和危机的防范,使金融体系具备对风险和危机的抵抗力。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需要加快金融的对内自由化,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其次,金融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加强有效监管是很重要的。监管部门需要与市场主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陷于“主管部门”,同时应加强监管部门的协调,更多的从保护中小投资者、保户和储户的角度加强监管。再次,需要尽快建立我国的金融安全网。我国已经有了保险保障基金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要使其真正发挥作用,避免将其简单的作为救助金融机构的工具。最后,还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危机处理预案和协调机制。美国在这方面的协调响应机制值得中国借鉴。虽然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和国会之间也存在争议,但在一些基本原则方面能达成共识。当前,在国际金融动荡的背景下,中国应严格资本账户管制,密切关注各类资本的跨国流动,防止由于国际资金的大进大出对中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的冲击。同时,协调好汇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维持经济增长。经济的稳定增长,是金融安全的根本。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尽快地走出经济衰退,世界各国积极地采取措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作用和本国经济发展的缺陷,开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政策的着力点以扶植新兴产业为主。一、美国:以新能源产业为核心加强实体经济的发展上个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得益于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应用。新能源技术与电子、信息等新兴技术同时开始萌芽,并得到较快的发展。但是,新能源技术应用成本较高,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不具备经济性。新能源技术在上个世纪并没有得到广泛地应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产业作为拉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新能源产业成为美国的首选。为了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2019年2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其中新能源为重点发展产业,主要包括发展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捕获和碳储存、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其要点是在3年内让美国再生能源产量倍增,足以供应全美600万户用电,这是过去计划在30年内才能达到的目标。新能源产业的崛起将引起电力、IT、建筑业、汽车业、新材料行业、通讯行业等多个产业的重大变革和深度裂变,并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直接拉动表现为多个方面:一是拉动新能源上游产业如风机制造,光伏组件,多晶硅深加工等一系列加工制造业和资源加工业的发展;二是促进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一系列输送与用能产品的开发和发展;三是促进节能建筑和带有光伏发电建筑的发展。这不仅填补美国实体经济的空缺,使美国由消费社会转变为生产、消费并重的社会,而且可增加国内就业,降低污染排放物。尽管新能源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从目前来看,新能源与传统的化石能源相比,成本仍然过高,发展新能源产业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为此,美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采取了措施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一在国际上,对减排温室气体的态度由消极转为积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需要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的市场空间。在新能源产业尚不具备成本竞争优势的条件下,要想把它作为带头产业,唯一的办法是制定更加严格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保护规则,提高化石能源的外部成本。美国大力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之前,以影响经济发展为由,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然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一改过去布什政府的能源政策,在新能源、环保政策方面较为高调。表示将在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以减少5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他还承诺要通过新的立法,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之前比1990年减少80%,并拿抵税额度来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现在正在考虑《京都议定书》的第二个协议,发达国家一个主要目标是要求把中国和印度等大国加进去,因为只有世界各国尤其是能源消费大国参与,新能源产业才能获得巨大的市场空间,才能凸显美国新能源技术优势,否则有可能由于能源成本的上升使美国的制造业竞争能力进一步下降。积极推进温室气体排放,也为美国新能源技术与产业发展创造国际市场。发展新能源产业不仅让美国从经济、外交、环境受益,而且能创造新的出口产业。二在国内,从提高能效入手为能源产业创造市场2019年3月26日,美国能源部推出总额为32亿美元的“节能和环保专项拨款计划”,内容是由联邦政府资助各州、市、县、托管地和原住民居住地区等实施节能和环保计划。该计划的资金分为两部分,其中27亿美元是通过“固定拨款”直接拨付给有关单位,而其余部分则通过竞标方式授予中标单位。固定拨款”的对象大致分为3类:一是约19亿美元直接分配给县市政府;二是约7.7亿美元分配给州政府、托管地和哥伦比亚特区;三是约5400万美元分配给印地安人原住民居住地。上述资金的使用范围包括“节能改造”经费,如交通运输节能和建筑节能项目经费、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经费等。奥巴马政府计划在未来10年,通过投入1500亿美元进行新能源开发,创造500万个新工作岗位;对电网改造投入110亿美元;对先进电池技术投入20亿美元;对住房的季节适应性改造投入50亿美元;到2019年新增100万辆油电混合动力车,并用3亿美元支持各州县采购混合动力车;保证美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到2019年占美国发电总量的10%,到2025年占25%。在运用高科技手段发展节能产业的过程中,奥巴马还打算启动一项每年对100万个低收入家庭实行能源增效的计划,该计划通过对居民住房采取增加绝缘材料的方法,以增强这些住房越冬御寒的性能。与此同时,他还在考虑对那些改造低效建筑、购买高效家电的家庭提供奖励,以刺激节能产业的发展。二、日本:继续加强节能和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日本经济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和大量制造业企业向海外转移的影响长期处于低迷之中。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政府吸取以前应对危机的经验,明确提出了不以增加短期需求为目标的指导原则,力求以“结构改革促经济发展”的方式,取代“通过扩大政府支持刺激经济成长”的方法。继续提出了普及、开发节能技术,加大研究清洁能源力度的目标,并给予了相当大的预算支持,进一步体现了通过解决危机促进能源结构转型、继续保持日本在节能方面优势地位的战略目标。近期,日本一直加强实体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初步拟定了旨在占领世界领先地位、适应21世纪世界技术创新要求的四大战略性产业领域:一是环保能源领域,包括燃料电池汽车、复合型汽车电力、内燃两用等新一代汽车产业,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产业,资源再利用与废弃物处理、环保机械等环保产业;二是信息家电、宽带网、IT领域,包括与因特网相关联的数字家电如新一代液晶显示电视等、各种高性能的服务终端与半导体、新一代软件等电子信息产业;三是医疗、健康、生物技术领域,包括再生医疗人体部分器官组织的再生、新型药物等先进医疗产业,健康、美容的食品产业,生命基因信息解析等IT生物产业;四是纳米技术、纳米材料产业,主要为上述其他重点产业领域提供广泛的实际应用。日本95%的能源供应依赖进口,近年来油价不断上涨,重重压力迫使日本极力寻求开发新能源。2004年6月,日本通产省公布了新能源产业化远景构想,计划在2030年以前,要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等新能源技术扶植成商业产值达3万亿日元的基干产业之一,石油占能源总量的比重将由现在的50%降到40%,而新能源将上升到20%;风力、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的市场规模,将从2003年的4500亿日元增长到3万亿日元;燃料电池市场规模到2019年达到8万亿日元,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意向进一步增加。2019年3月2日,出台了为期3年的信息技术IT紧急计划,目标为官民共同增加投资3万亿日元,新增40—50万个工作岗位,侧重于促进IT技术在医疗、行政等领域的应用。2019年4月9日为配合第四次经济刺激计划推出了新增长策略,发展方向为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低碳排放、医疗与护理、文化旅游业、太阳能发电等。三、欧盟:以“绿色经济”和“环保型经济”促进经济复苏转与美国新能源产业有相似之处,欧洲重在提高“绿色技术”的水平至全球领先地位。欧洲在今年3月决定,在2019年之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2019年11月23日法国总统宣布建立200亿欧元的“战略投资基金”,主要用于对能源、汽车、航空和防务等战略企业的投资与入股。荷兰的经济刺激方案中也包含对可持续能源行业的投资和支持。欧洲议会也将欧盟2019年的预算向创新与就业等方面倾斜,其中用于科研和创新方面的预算增长10%以上。欧盟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新闻公告称,欧盟委员会已于日前制定了一项发展“环保型经济”的中期规划。主要内容是,欧盟将筹措总金额为1050亿欧元的款项,在2019—2019年的5年时间中,全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平和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并以此作为欧盟产业调整及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点,以便实现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两大目标,为欧盟在环保经济领域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奠定基础。欧盟委员会计划将130亿欧元用于“绿色能源”,280亿欧元用于改善水质和提高对废弃物的处理和管理水平,另外640亿欧元将用于帮助欧盟成员国推动其他环保产业发展、鼓励相关新产品开发、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并落实各项相关的环保法律和法规。欧盟新闻发言人表示,在1050亿欧元的这笔投资中,要保证欧盟用5年的时间初步形成“绿色能源”、“绿色电器”、“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绿色城市”包括废品回收和垃圾处理等产业的系统化和集约化结构成型,为欧盟走出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后的发展提供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欧盟计划,到2019年12月31日淘汰所有的白炽灯,用绿色环保的节能灯取而代之。德国通过了温室气体减排新法案,使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从现在的14%增加到2020年的20%。欧盟发展环保经济的做法促进节能型产品的生产制造和以提高能效为目的进行设备的更新换代。例如,目前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在挽救陷入危机中的汽车业时,规定将注入汽车业的资金用于产品的更新换代上。比如,救助汽车业的资金必须用于节能型汽车的研制和生产,必须用于小排量、洁净型或混合燃料汽车或电动汽车技术的研制和产品生产。同时,政府辅以消费优惠或补贴政策,从而最终起到开发新产品、保持就业稳定,带动消费及扩大市场的总体目标。欧盟内部评估认为,对环保型经济相关的“绿色产业”每投入1欧元,至少会带来10欧元至50欧元的增加值,而这还不包括节能减排、降低环境污染和控制温室效应等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四、启示与对策以美国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为代表的国家正在掀起一场新的技术变革,对我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条件下,我国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加强对现有产业节能的改造。对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是治理经济衰退的有效途径。由于经济低迷,民间资本投资意向不强,我国政府应通过制订一系列税收和信贷政策引导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生产设备进行节能技术改造,同时,要对进一步加强对节能消费品补贴,促进节能产品的市场开发和生产。二是新能源发展要坚持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发展模式。新能源产业处于发展初期,对经济的带动主要表现在技术收益上,在大规模产业化方面还不具备市场条件,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因此,我国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对策应立足于技术创新及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化方面,把我国拥有巨大的能源市场的优势用于促进我国具有知识产权的能源产业发展上面。三是要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由于电力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我国新能源产业和节能产业的发展还面临较大的体制障碍。随着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我国在电价形成机制,电力运用与电网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会进一步暴露出来,并有可能阻碍新能源产业和节能技术的应用。为此,要加快电力体制改革,以体制变革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政府调整财政收支的手段主要有三个:一是改变政府购买水平;二是改变政府的转移支付;三是调整税率。改变政府购买是政府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经常使用的手段。在经济萧条、总支出不足时,政府要扩大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如增中军费开支,修筑高等级公路,建立新的福利设施等,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反,在经济繁荣、总支出过大时,政府则减少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数量,比如推迟某些军事科研,压缩或缓建一批公共工程,以便压缩总需求,缓和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运用的第二个财政政策手段是变动政府转移支付的数量。变动政府的转移支付也是逆经济风向的。当经济萧条时,政府可以提高对退伍军人、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的各类补助,或者增加对农产品的补贴,以便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总需求。相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则压缩用于福利、补贴等方面的支出,或者延长补贴支付的时间,以便减少总需求,降低通货膨胀率。调整税率是政府执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第三大手段。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减少税种或降低税率,增加人们可支配收入,以便刺激需求。反之,在经济过热时,则可以暂时提高税率,或增加一些临时特别税种,减少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抑制需求。上述三种手段不仅可以单独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而且也可以共同发生作用,实践中三种手段往往搭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