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多少才合适

龚小强 2019-12-21 20: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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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占GDP的比重一点都不低。你对比一下日本。和中国同等规模。但财政收入比中国少多了。而且日本是福利体系非常完备的。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中国社保体系很难。所以你知道咯。另外中国的征税成本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还有大量的收费和土地出让金这些没有纳入监管体系的。
赵驳强2019-12-21 20: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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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2019年可比口径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与国外相比,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8万亿元不是个小数目,但一平均到全国13亿人身上,却又是相当“拮据”。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比口径计算,我国人均政府财政收入为6472元,还不到1000美元;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人均政府财政收入均在1.3万美元以上。与国外相比,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8万亿元不是个小数目,但一平均到全国13亿人身上,却又是相当“拮据”。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比口径计算,我国人均政府财政收入为6472元,还不到1000美元;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人均政府财政收入均在1.3万美元以上。供参考。
    车家骧2019-12-21 23:56:49
  • 国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105年为22.49%,这个数据在全球排在169位左右。美国约占17%,新加坡15%左右,澳大利亚、日本以及欧洲多国都在30%以上。
    管爽爽2019-12-21 21:21:27
  • 区别:1、首先概念定义就不一样,一个是财政支出占比,一个是收入占比。2、反映情况不一样,财政收入反映的是财政参与GDP分配的过程,财政支出反映的是财政在GDP使用过程中的活动。3、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更能反映财政集中度。财政收入只是标示了财政可能使用和支配GDP的规模,而财政支出表现为对GDP的实际使用和支配规模。从社会资源的配置角度来说,财政支出结构直接关系到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从而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可能比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更大。不仅如此,一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及其变化,表明了该国政府正在履行的重点职能以及变化趋势。扩展资料:财政支出影响因素1、财政支出结构状况既与一国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府职能有关,又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的演变是与前者相适应的,而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2、与政府职能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财政支出是政府活动的资金来源,也是政府活动的直接成本。因此,政府职能的大小及其侧重点,决定了财政支出结构。3、政府职能的观点在经济学中,关于政府的职能特别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即财政支出结构。4、市场主导型观点和政府主导型观点。市场主导型观点源于新古典学派,强调自由运作的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本身能够运作得很好,只是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和程度上才会出现失灵。因此,只有着眼于促进市场机制运作效率的政府活动才是适当的。与此相适应,政府干预应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即除了提供诸如国防、法律这类基本的公共服务之外,政府的经济事务应仅限于诸如环境保护、基础教育等这些具有明显外部性的领域。财政收入结构-财政支出结构。
    齐显涛2019-12-21 21:08:10
  • 根据瓦格纳法则等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一般性描述,财政支出规模或者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是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水平则相对稳定;同时,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因而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这一比重的高低也是不同的。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变化有本身的特殊性。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支出绝对数除1980、1981两年负增长外,其余年份都是增长的,而且增长速度不算很慢,财政支出增长率基本上是一条波折上升的曲线,有的年份波折度较大。但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运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1995年以前,由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慢于GDP增长速度,导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路下滑,1996年才停止下滑,1997年开始回升,而且回升速度较快。因此,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运行的曲线呈现先逐年下滑而后又逐年回升的特征,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体现了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征。在经济体制改革前,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比较高的,这是由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一方面,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在GDP的初次分配中,个人所占的比重较小,同时许多个人生活必需品由国家低价乃至无偿供给;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利润乃至折旧基金几乎全部上缴国家,相应地,它们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投资乃至更新改造投资都由国家拨付。简而言之,在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扮演了一个总企业家和总家长的角色,这种角色在GDP分配上的体现,便是实行“统收统支”制度,既然要“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就必然较高。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调动起千千万万个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充满勃勃生机,为实现这一目标,实行放权让利政策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在改革之初,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阶段。与此相对应,财政收入增长放慢了,许多项目的支出特别是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便在财政支出账上或多或少有所缩小,有的甚至消失了,由此导致财政支出增长弹性和增长边际倾向的下降,进而导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出现逐步下滑的趋势。而且我国列入预算内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下滑的速度过快,下降的幅度过大,1979—1985年17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但是,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逐年下滑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经济改革初期之所以逐年下降,是因为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调整政府职能和分配格局,激发经济活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一旦经济体制迈上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的加快增长,上述逐年下滑的趋势理应逆转,改革之初财政支出比重下降的趋势会在某一时点中止,转而趋于回升。我国财政支出增长弹性边际倾向以及由二者决定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1996年停止下降,1997年开始回升,特别是自1998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后,回升速度较快。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增长弹性和边际倾向已远远超出美国,这是未来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继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答:为探讨财政支出的合理规模,必须从分析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因素入手。参照前人的规范性分析并结合本国财政支出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寻求本国财政支出的最佳规模。归纳起来,经常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有经济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三个方面:1经济性因素。主要指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体制以及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当前经济政策等。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如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分析,说明了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对财政支出规模以及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财政支出规模的明显例证,是经济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我国长期内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仍处于转轨过程中。从经济性因素来看,我国在经济改革之初曾导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滑,这是财政为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经济稳定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加快了,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夯实基础设施等先导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保护生态环境、扩大就业领域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任务,却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而且需要同时并举。这就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适度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因而财政收入增长的可能性和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必要性,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运行的主要矛盾。2政治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稳定;二是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三是政府干预政策。关于政局稳定问题,皮科克与怀斯曼的分析已有所分析,当一国发生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时,财政支出的规模必然会超常规的扩大,而且事后一般难以降到原来的水平。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首先是和一国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模式有关。一般来说,倾向于集中的单一制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一些,倾向于分权的联邦制国家则相对低一些,北欧各国由于政府包办高福利而导致财政支出规模最高;行政效率则涉及政府机构的设置问题,若一国的行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经费开支必然增多,这是确定无疑的。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也是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显然,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通过财政等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具有不同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如通过政府管制和政府法令进行经济干预,并未发生政府的资源再配置或收入再分配活动,即财政支出规模不变。不同财政手段的干预效应也是不同的。比如,财政资金的全额投资可以带动社会的配套资金是无疑的,但如果采取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等手段投入,则可能以少量的财政资金诱发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并引导社会资金的使用方向,即发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效应。3社会性因素。如人口、就业、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社会保障以及城镇化等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相应的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失业和贫困救济、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城镇化等支出的增长压力便大。比如,我国在尚未实现工业化之前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来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增加迫切要求加快城镇化速度,加快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国有企业改革带来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等等,诸如此类的许多社会问题,会对财政支出不断提出新的需求,构成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
    黄知军2019-12-21 2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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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到2019年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原因,与1994年开始进行分税制试点有关。分税制全面实施后,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国内营业税和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关税等流转税构成了中国税制的主体,形成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国内流转税一直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流转税的增长率又快于GDP的增长率,这是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关键所在。而该时期,也是我国制造业飞速发展的时期。以2019-2019年为例,我国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0.2%,国内的基础工业产品和主要工业产品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世界总额的比重少则20%,多则高达80%,相当数量的品种占比超过50%。如此强大而惊人的生产能力,在税基上就表现为天量的流转额,有较强的供税能力。随着财政收入基数的不断扩大,由于增长率和收入基数成反比关系,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难度很大。而与此同时,国内在2105年后,随着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等去产能力度加大,制造业一块的税基受到一定影响。而实施营改增等减税降费政策,也意味着同等规模经济财政收入的下滑。不得不提的还有支撑很多地方财政收入的地方房地产经济,由于2019年开始强力实施房地产调控,来自土地的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环节的税费被压下,这块含“税”量很高的领域可以说极大的影响了含税经济的结构。也就是说,三去一降、减税降费、制造业税基的变化、房地产调控等各种因素交织,导致了2019-2019年财政收入增速慢于GDP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