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做项目，没有管理团队，找不到管理人才，熊晓鸽就去找那些有科技背景、在国外接触过一点风险投资的留学生。当时，麦戈文请来一家英国老牌风险投资的高级人员来中国考察，从深圳入境，到北京、上海转了一圈，结论是找不到管理团队。他们选人的标准是：必须有10年以上管理基金的经验，读过类似于哈佛、斯坦福这样名校的MBA，年龄在35岁~45岁之间。熊晓鸽说可以从低成本低姿态做起，他们说：“对不起，也许10年以后可以，但现在投资人不可能把钱给你们。熊晓鸽第一个找到的是周全。周全是1984年熊晓鸽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后去大连旅游时认识的。周全当时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到了美国，熊晓鸽在卡纳斯做记者，周全恰巧就住在卡纳斯公司附近，于是熊晓鸽常常和他讲起采访风险投资的事情，两个人很谈得来。后来，熊晓鸽把周全请到了IDG。我们有很多年的沟通基础，经历相似，互相认同。周全没读过MBA，没有管过公司，但是聪明，肯学习且具有不为常人所知的激情。寻找合伙人和寻找投资项目有相通之处，没有共鸣是没法合作的。从一个人也找不到到今天配合默契的8名合伙人，熊晓鸽最知道团队来之不易。到现在，最值钱、最难得的是团队，这绝对是一支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团队”，熊晓鸽不无骄傲地说。8个合伙人分布在美国和中国的几个重要城市，对各地市场都很熟悉，大家每周通报，每月见面，沟通得很好。作为最早加盟IDGVC的合伙人，没有任何金融背景的周全当初面临的困难远远不止缺乏基金操作经验这一项。上当受骗、与国内合资伙伴目标上的不一致、与VC运行机制相适应的法律环境的缺失、尚显稚嫩的私有经济……”这些至今都给周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谈起那时IDG董事长麦戈文的鼎力支持，周全现在仍然心存感激。作为IDGVC惟一的LP有限合伙人，IDG是有很大权力的。在IDGVC设立之初，就建立起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即使后来有了新的GP普通合伙人加入，也不能使基本的制度框架发生大的变动；另外一方面，在具体的投资决策上，麦戈文先生又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这使得我们的管理团队非常本地化。IDGVC所有的决策者都来自中国内地，并且都在国内外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国内企业的成长环境和成长历程都非常了解。因此我们的投资决策和对于各种问题的响应速度会非常快。在周全看来，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保证了IDGVC的稳定运行，并帮助IDGVC挺过了最初的草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