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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国的三级政府架构与我国的5级政府架构不同，美国实行的是3级政府架构：即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州政府以下，不论大小，都是地方政府。所以美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和人口规模上的差别是很大的。例如，同样是地方政府，波士顿市有60万人，剑桥市有10万人，但塞勒姆市就不到5万人，艾莫斯特镇只有3.5万人，与艾莫斯特相邻的Pelham、Shutesbury和Leverett等地方都是人口不超过2000的小镇，也是地方政府。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层级的划分过于简单，其实这是与美国实行的分税制紧密相联的。在美国，最大的税种是个人所得税，这基本上归联邦政府所有；消费税主要是州政府的收入；地方政府的收入则主要来自于财产税。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在美国不少地方，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也有分享的情况，例如，在西雅图市，财产税在该市、华盛顿州政府、金县政府之间分享，2003年它们各占的比例为，31%归市政府；州政府拿走了28%；西雅图市的学校管理区得到23%；金县政府得到13%；其他部门包括：港口3%；医疗急救服务2%。该市8.8%的消费税税率，也是市政府与州政府以及其他部门分享的。其中：州政府是大头，拿走6.5%，占总额的73.9%；市政府得到0.85%，占9.7%；其他部门包括：地铁0.8%；金县0.15%；交通运输0.4%；刑事法庭0.1%。在库帕斯克里斯蒂市，2003年的消费税收入也占了该市一般性财政收入的24%。在豪伍德县，2004年的所得税收入占了该县一般性财政收入的39.65%。消费税同样也是北卡罗莱那州政府与杜姆市分享的税种，州政府拿大头。消费者每消费1美元，需要交纳0.065美元的消费税政府与社区居民代表相互结合并广泛征求、听取居民意见的自治管理模式，虽然没有中国那样的乡镇或街道一级基层政府机构，只有县、市政府设在社区的居民服务中心，但是，由于减少了街道这一级政府机构，有县政府直接到社区组织社区各项工作，提供各项居民服务，并听取居民的意见，因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的管理成本。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社区管理经验。
  赵颖轶2019-11-05 23:02:11
• 社区建设和管理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外社区建设的成熟经验对我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第一，明确政府、社区委员会及其它社区建设主体之间的关系。各社区主体严格定位首先有利于改变目前我国社区多头管理却最后无人承担责任的悖论;其次有利于基层政府加快职能转变，以居民需求为引导开发社区服务;再次有利于各级财政明确社区发展中的政府责任，加大社区设施投入、社区服务供给、社区福利和保障等方面的政府投入。第二，推动社区、保证社区居民委员会有效代表社区居民的权益是社区建设的关键。目前，城市发展的速度加快，在社区规划、社区改造等重大事项面前，居民的利益容易被忽视，社区力量的重要性显示出来。第三，社区非营利组织是社区自治组织的手和脚，应该大力发展。美国经验说明社区自治组织只是居民的代表机构，具体的社区服务和管理依赖各种提供专业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执行。另外，企业的社区发展项目也需要借助非营利机构进入社区。第四，塑造合格的公民，推动居民的社区参与。居民才是社区的真正主体。
  龙峰晓2019-11-05 22:05:25
• 社区管理该往哪里走？厘清社区本意是前提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包含了区域要素、情感要素、同质人群要素。社区履行的是一系列自我管理和行政管理活动。中国古代是“皇权不下县”，由士绅管理乡村。从历史沿革看，中国乡村的社会形态还是比较稳定的，说明乡村自治是有基础也是行之有效的。民国时期把权力延伸到乡镇一级，这与当时的时势背景有关，常年战乱导致国库空虚，权力延伸有对人力与资源加大动员的考虑。新中国沿袭了这一管理模式。杭州社区建设起步早，发展快，成效明显。新中国第一个城市社区居委会诞生在杭州，也是全国最早成建制将老的居民委员会建设成新型社区居委会的城市。但市政协委员、市民政局副局长余岱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杭州的很多社区，还是以地理区域为基础做一个简单的行政划块，社区自我治理和自我服务的功能不是很强，一方面是承担了过多的政府“摊派”任务，社区工作人员忙于各种统计、台账、证明、会议，事无巨细，俨然一个小政府，苦不堪言。另一方面，社区参与机制不完善，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社区社会组织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等问题，也导致社区未能务好正业。社区怎样健康可持续发展？社区工作者该是政府人还是自由人？将来该何去何从？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余岱一口气抛出了好几个问题。现代社区有别于以邻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社区”，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毛丹指出，社区基本上都是在国家迫近或介入情况下“复兴”的。从全球范围看，社区管理主要有自治、共治和管控三种模式。例如，美国的社区是自治的，有其特定的地位和权限，跟政府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日本的社区是一种典型的共管模式，设了町长，是一个半官半民的角色。中国原来的社区管理属于政府管控型，现在改为政府主导型，一方面国家仍将坚持基层群众的民主自治作为社区特征，另一方面国家又需要对社区人口保持必要的管理和控制，途径包括党的领导、群团组织的支撑，以及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下沉社区等等。毛丹认为，“如何整合这两种社区治理考虑，是我国社区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今后我国的社区管理到底应朝哪个方向走，并最终形成既适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通行社区原则的社区模式才是问题的关键，毛丹并不认为社区自治模式是必然，这方面“还有待于探索并以法律方式明确”。余岱则套用了科学发展观的定义，把社区管理定义为“第一要义是自治，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民主、和谐、实现人的发展，根本方法是政府购买服务、社区强化服务”。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式社区应先区分城市社区、撤村建居社区和纯农村社区这三类不同性质的社区，再依据各自不同情况采取合适的管理模式，这样更为科学，而且我们的政府对基层的管理是习惯管控式的，要完全改变是不可能的，必须在现有的社区管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社区管理怎样才更有效？表面看靠自治，落脚点却在利益汤来法，是江干区九堡镇九堡村的党支部书记。九堡村现在马上就要撤村建居，涉及本地村民1477人，外来人口17000多人。要想管理好这么大的一个村社，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不过他认为，对九堡村的管理还是要突出一个自治：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通过健全组织及机构，解决一个有人办事的问题；通过发展集体经济，解决一个有钱办事的问题；通过建章立制，解决一个有章理事的问题。汤来法经常给他的村民灌输这样的理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村民自治章程则是村里的根本大法。村里的工作制度、财务制度都是根据村民自治章程来制订的。但凡有重大决策事项，也都要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让村民来审议。通过如此的办事程序，老百姓都蛮服气的，所以我们村的换届选举都是顺顺当当的，村委班子的海选得票率都在90%以上”，汤来法引以为傲。在余岱看来，九堡村之所以能将村社管理得井井有条，不单纯是因为他们严格依据村民自治章程行事，最主要的还是有集体经济在作支撑。这一点，绝大多数的城市社区是没办法做到，因为他们的经费还是来自财政经费的投入。所以余岱认为，对于城市社区而言，下一步可以从完善“参与式”的社区民主管理机制上着手，主要包括理顺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的关系；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体系；完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和参与机制；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推动外来务工人员参与社区等方面。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在弱化”，西湖区政协常委、文新街道政协工委主任沈建梁坦言，城市社区基层民主这件事情已经很长时间不提起了，现在社区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上，居委会自治功能在弱化。再者，每个城市社区的资金通常采取普惠的形式，社区居民关不关心社区事务一个样；很多工作都是政府布置的，街道出钱，街道派人，招标办事，不需要协商，导致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越来越薄弱。在这些忽明忽暗的利益“指挥棒”的指挥下，城市社区的民主步伐反而明显落后于农村社区。近10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社区建设，背景就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建立，流动人口越来越多，管理模式需要由属地管理向住地管理转变，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保障也都需要进行居住地管理。这一转变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的农村撤村建居。毛丹认为，把村翻牌成社区很简单，但协调好其中的利益则相当难。因为村委会原来掌控的的资源加强对小区业委会的指导管理。因为小区的物业、小区的业委会、小区的居民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都追求小区环境好、安全、管理有序。社区有责任指导三方共建一种相互监督的制衡体系，以实现三方利益的最大化”。毛丹很关注正在修订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他把目光聚焦到物业这一城市社区中碰到的焦点性问题上。他认为，目前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社区的功能定位，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协助政府、指导物业。杭州的社区建设占了先机、占了地利，财政状况比较好，创新意识比较强，发展的基础条件很好。在这社区管理的瓶颈期，杭州更应该有国家意识，站在国家层面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探索。例如，怎样做好城乡社区的衔接。怎样建立科学的、人本的、符合居民意愿的、有美学价值的社区管理体系，提升农村社区的发展水平，保护农民的利益。对于股份制量化、撤村建居等最前沿的问题，杭州要拿出实验的勇气，通过地方性问题的研究体现国家层面的借鉴意义，为国家制定出台相关法规储备条件。毛丹对此充满期待。
  樊承谋2019-11-05 2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