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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今天在博鳌亚洲论坛表示,货币政策经过多年QE,全球已到达周期尾部,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不再宽松。他还就再通胀、结构性改革等问题作了评论,华尔街见闻综合财新、腾讯财经、证券时报等媒体,将周小川讲话要点整理如下:判断再通胀为时尚早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曲折,各国复苏速度不一致,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中国2019年开始回归谨慎货币政策。认真去考虑何时、如何离开货币政策宽松周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判断再通胀为时尚早。收紧货币政策是渐进的过程。楼市泡沫不是货币政策的预期后果不能说货币宽松政策造成通胀和资产泡沫,这其实是不预期的后果;经验表明,当货币政策宽松的话,很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或者导致某些资产泡沫,金融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或者其他资产泡沫,但人们还是需要做取舍,还是要关注康复、经济复苏这一面。中国不会“直升机撒钱”中国政府不会依赖于“直升机撒钱”式刺激措施。中国央行有诸如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非常严肃的经济解决方案;为经济复苏,政府应着力修复资产负债表和财政状况,强调结构性改革;如果大家都持有现金的话,负利率就没有效果了,随着数字货币普及,现金使用率大幅度下降,“在极端通缩的情况下,也许负利率比直升机撒钱更有用”。中国投资者应获得他国更好对待中国开放举措取决于各部门,但是中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做的是更大程度地开放金融业。这方面已有不少准备工作,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取决于谈判进程和策略,中国可能希望换来一些民企对海外高科技行业的准入;同时需要等待美国政府明确双边谈判立场。中国也与欧洲、东盟等方保持自贸谈判沟通。财政政策有助于结构性改革他还认为,财政政策对结构性调整非常有帮助。一些省份债务沉重,一些仍然有财政刺激空间。调结构要靠财政政策,建议调整央地财权关系。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不是很高;需要去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财权、事权以及调整地方财政政策的限度。货币政策同样有助于结构性改革英国央行有“融资换贷款”的大量使用。NCD是类似债券的贷款。中资银行对NCD的使用呈爆炸式增长,这对中国政府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债务依赖的决心构成考验。为遏制债务融资引发的资产泡沫,中国政府上调了一系列关键短期利率,受此影响,NCD的成本也快速上升,并使银行业暴露于投资亏损和突现融资压力的风险之下。中国政府自1月底以来已两度上调短期利率。如此下去前景堪忧,2019年后果严重的“钱荒”局面或将重现。招商银行高级分析师刘东亮称,NCD的风险很高,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在整个金融系统内引发流动性危机。NCD最初有吸引力是因为成本低、不要求抵押,但自去年10月以来,发行AA评级的3个月期NCD的平均成本已从2.90%涨至4.72%。刘东亮表示,如果NCD的发行成本进一步上涨,超过投资回报,那就只能选择抛售债券,而这会给本已脆弱的债券市场带来更大压力。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24日报道,由于旨在抑制影子银行的新措施促使大银行储蓄资金,中国金融体系本周遭遇现金流紧张,这凸显出政府降低债务的举措存在出现意外后果的风险。报道称,银行日益依赖动荡的短期资金进行放贷和其他投资,而非依赖客户储蓄,分析人士已对这种做法的风险提出警告。收紧流动性使得七天期回购利率21日达到了三年来的最高点。据当地媒体报道称,21日一些小型农村银行货币市场贷款出现了违约,促使央行向它们提供应急资金。央行注入的资金缓解了问题,但是七天期回购利率23日依然达到5.4%。中信证券一名分析师说:“实际流动性是足够的,问题在于预期。市场为此感到紧张。每个人都在问自己‘会不会有没看到的问题’或者‘会不会有某种惩罚措施迫使机构抛售资产’。然后银行变得谨慎,停止放贷。综上所述,中国官方希望能把一二线城市和楼市里的大量热钱,有目的性的赶往股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楼市,是当前的基本态度。周小川最近说了哪些话?BWCHINESE总结了10件事,句句震撼。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全面发声,连说10件大事,对中国经济、住房、利率等,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结构和质量正在改善,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中国的高储蓄率将转化为投资。关于货币政策●中国仍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中国仍然保持高贸易顺差和低通胀,人民币不具备长期贬值空间。关于财政政策●中国继续实施稳健的宏观政策,中国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赤字增加。关于住房●个人住房加杠杆的逻辑是对的,住房贷款应有大力发展的阶段。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在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偏低,很多国家占总贷款比例为40-50%,中国大概在百分之十几左右,银行也觉得个人住房贷款相对比较安全。关于利率●利率政策要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利率信号要清晰。要逐渐建立利率走廊,目前正在建立之中。中国反对利用竞争性货币贬值来提振出口。关于债务●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债务问题。债务比GDP目前比例偏高且继续增长,需保持高度警惕。关于股本市场●中国有强烈的愿望让股本市场有很好的发展。中国股本融资市场还不够成熟,虽有强烈发展愿望,但是不能拔苗助长。关于金融监管●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执行并不一定要求监管体制改革。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也会表现出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做出调整的压力,目前正在研究之中。要防止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对全球各市场的风险传导。关于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会保持在合理适度水平。人民币汇率的市场短期波动将向经济基本面回归。关于G20●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且不平衡,G20将讨论全球经济和政策考量,将加强协调以促进全球复苏。
车建丽2019-11-05 22: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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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通货膨胀期,货币政策目标为适度从紧;在恶性通货膨胀期,货币政策目标为从紧的货币政策;2、在经济萧条期,货币政策目标为适度宽松;在恶性经济萧条期,货币政策目标为宽松的货币政策;3、在经济平稳期,货币政策目标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赵飞飞2019-11-26 08: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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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滞胀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1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面对“滞胀”并发症,1970年,尼克松在货币政策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他从一个货币主义者突然变成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大力推行刺激经济的扩张信用政策。显然,他把重点押在遏止经济衰退和失业上面,而把通货膨胀暂时搁置下来。联邦银行的贴现率逐步下降,从1970年初的8.78%降到1971年底的4.5%;银行对大企业放款的优惠利率也从1969年6月的8.5%降到1971年底的5.25%。货币供应量也逐步增加,从1969年年均增长率3.5%提高到1970年的6%。这些政策为更剧烈的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同时会导致过头的经济景气,从而也为新的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随着上述政策的实行,生产有所增加,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年第二季度至1971年第二季度增加2.5%。可是,这个增长率太低,失业未能减少,失业率浮动于6%上下,大大超过1970年初的水平。物价继续以高于5%的比率上涨,并有加速的迹象。这已从“衰退”转为“滞胀”。美国统治集团的谋士认为,这种通货膨胀“已变为成本推动的物价随着成本增长而上涨”。于是1971年尼克松颁布了“新经济政策”。这说明,为了对付“滞胀”,美国政府除采用货币政策外,还采用其他政策如财政政策、收入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内工资、物价和租金直接进行管制,从1971年8月中旬起的90天内为冻结期,目的是“制止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减弱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继而从11月中旬起实行管制,要达到的标准是:平均一年的工资增长应当不超过5.5%,物价不超过2.5%。美国在和平时期实行这类管制还是第一次。同叫,尼克松还任命生产费用、工资、物价等三个委员会专司其职。尼克松的“新政”结局怎样呢?梅耶教授认为:“1971年尼克松推行的工资和物价管制,这些管制也曾暂时地有助于遏止通货膨胀,但却引起许多失误。物价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而不是削弱了通货膨胀率,因为各企业按管制的价格对产品进行偷工减料。1974年4月物价管制取消后,物价急剧上升,当年消费物价指数就陡升12%。就货币政策而言.1970年初实行的扩张政策,尽管扩张程度时有不同,但一直持续到1972年后期。1973年初,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才略有紧缩。同年二、三季度又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苗头:12月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到1974年12月已下降了7.3%。翌年1月,又下降了3.6%,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生产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月。美国走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六次经济危机,与此同时,1974年还出现了“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就在这段时间,美国遭到“石油冲击”。为石油产品支出较昂贵的价格,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对其他商品与劳务的购买力进一步削弱了,因而引起衰退与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国际收支上,又爆发了一次美元危机。2福特的微观税收政策。1974年8月福特继任总统,为了对付严重的“滞胀”局面,他采取了微观税收政策,即通过调整税率级别,或曰税收结构,而不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影响各生产要素生产部门和个人的收入。这种调整方法是提高各种消费税率,降低所得税率,以增加储蓄与投资,企图遏止通货膨胀,又缓和危机与失业。此外,根据1975年国会决议,美联储要按照稳定物价的方针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同年5月起美联储定期公布每年货币总量M1、M2、M3的增长率的上下幅度来安定人心。从此,美联储就一直公布各种货币供应量的计划数字。这些措施,实际上采纳了货币主义关于把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政策主张上。福特政府这种微观财政政策与宏观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重点,仍是把当时的通货膨胀作为头号公敌来对待。然而,它未能削减财政赤字,赤字从1973年47亿美元增至1974年451亿美元,1975年又增至665亿美元。这样,增长的财政赤字就抵消了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促使经济衰退恶化,正如梅耶所说:“1974--1975年发生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1975年的失业率达到8.5%。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当年的消费物价上涨到7%。滞胀一词已成为美国大众的语言。1974年美国最大的银行之——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倒闭了,另一家大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也在危机中破产了。1975年底,福特又回过头来把经济衰退作为头号敌人来对待。他向国会提出向衰退做斗争的纲领,规定通过大量削减所得税、公司利润税等措施来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回升,但是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不久福特本人也下台了。3卡特的高利率政策。1976年卡特就任总统。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失业,因此,卡特的施政方针把减少失业放在首要地位。其具体措施是:一是减税以刺激经济上升;二是拨款举办公共服务事业以增加临时工作位置。前—项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预算赤字,使1977年的赤字从450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618亿美元,从而加剧了美国依然存在的通货膨胀,以至于1978年又出现“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后一项措施则因拨款不多,以致收效不大。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引起生产混乱,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还削弱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使本来已恶化的国际收支状况更为恶化。在内外交窘的情况下,卡特政府不得已把政策重点转到反通货膨胀方面来,除了采用紧缩信用政策外,还对物价与工资的增长实行自愿性的限制,并采取降低减税额度,削弱预算中的民用开支等措施。1978年5—10月,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从6.5%逐步提高到9.5%,继而提高到10%的破记录水平。但是,这些措施未能遏止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卡特一不做,二不休,于1979年任命保罗·沃尔克为美联储委员会主席。在沃尔克主持下,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信用紧缩时期。这个时期是以1979年10月6日在一次不寻常的所谓“特别星期六夜晚”的会议上,美联储委员会做出的一项新政策为特征的。尽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已进入衰退,美联储仍采取了高度紧缩政策:把贴现率提高为两位数的12%,同时对银行的某些可控制负债规定了8%的法定准备率。更重要的措施是:宣布准许联邦资金利率有更大的波动,即在5%过去限制在1.25%的幅度内波动,即使这个5%的限额也不完全具有约束力,以便它能更好的抑制货币存量。这个时期曾被美国一些经济学家解释为迅速转向货币主义。尽管对这一看法还存在争议,但从一些极其重要方面看,无疑是货币主义的:首先,表现为美联储此时已把指导控制通货膨胀摆在维护高就业的前面;其次,美联储比过去更加注重实现货币增长率指标,因而允许利率更大幅度的波动。沃尔克认为,美联储用来抽紧银根的政策工具中以贴现率政策效力最大。根据这一认识,美联储银行的贴现率一提再提,商业银行的优惠贷款利率竟高达20%。利率的提高虽然限制了投机,但也影响了工商业正常的资金周转,抑制了投资,终于引发了1979年4月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七次经济危机。人们认为这次危机是美联储推行过度紧缩政策的结果,因而称之为“沃尔克衰退”。据报道,当人们向沃尔克提问货币和财政紧缩是否会导致衰退时,他回答:“是的,而且越快越好。这次经济危机还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1979年美国工业生产从3月的最高点下降,陷入经济衰退,一年时间中虽然逐渐回升,但1980年再度下降,最后于1980年8月走出危机。一般说来,一次经济危机过去后,工业生产必然回升,而在这次危机中,工业生产刚开始出现上升迹象,又突然下降,过一段时间后再上升,形成一次两度下降的危机DoubleDipRecession,即两个谷底的危机。严峻的紧缩政策并未当即把通货膨胀压下去。金融市场并不相信美联储能够抑制通货膨胀,从1979年12月到1980年2月的3个月之内,消费价格指数以年率17%的速度上升。信贷市场山于担心通货膨胀率上升,从而利率会直线上升而近于瘫痪。市场参与者将怎样决定新发行证券的利率呢?他们无法决定。其结果是,大部分的长期证券市场和抵押市场一度停止营业,甚至短期证券市场如商业票据市场也无法正常运行。一些主要银行在出售大额存单上也遇到困难。当时通货膨胀率按年度计算,1979年为13.2%,1980年为18%。卡特政府终于在“滞胀”的阴云中下台了。4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宽财政紧货币政策。里根上台,他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依然是持续多年的老问题——“滞胀”。他采用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井辅之以1980年底减税、削弱政府开支的一套财政政箫,名之为供给学派经济学。里根宣称其“美国经济复兴计划”是一个与传统的凯思斯学派理论彻底决裂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有三点比较新鲜:一是由不断增加税收与扩大政府支出转变为同时大规模削减联邦税收与支出;二是由长期赤字预算转到逐步要求财政预算平衡;三是由过分强调财政政策作用转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重,且实行严峻的紧缩信用政策。在里根上台两年后的1982年11月,美国经济开始复苏,通货膨胀率也同时下降到3.4%,1983年GNP的实际增长率稳定在3%上下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也稳定在3%~4%的幅度,失业率8年来呈逐步缓降的趋势,参。因此,可以说,美国于1982年末突破“滞胀”并发症之后,经济呈稳定的中低速发展趋势,这一趋势与同期的英国、日本、德国相比,基本上是吻合的;但是,隐伏在经济发展的背后,美国存在财政与贸易两大赤字的隐忧却同日本、德国的情况不同。
黄皖毅2019-11-05 23: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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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美国下载软件或从澳大利亚下载你最喜欢的歌曲时,不奇怪的是,精通科技者和那些希望英国离开欧盟EU的人都断言,地域上的邻近从未像现在这样不重要。这是支持英国脱欧的欧洲议会EuropeanParliament成员、英国保守党人丹尼尔•汉南DanielHannan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但它恰恰是错误的。以两个国家为例,一个与英国有着历史渊源,使用同一种语言,另一个只不过地理位置居于欧洲大陆中部。根据当前汇率计算,新西兰和捷克2019年的经济规模都是2000亿美元,英国与其中一国的贸易明显多于它与另一国的贸易。2019年,英国与相距并不算太近的捷克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规模,是它与相距遥远的前殖民地澳大利亚的3.9倍。这并非孤证。英国或许不怎么跟西班牙在一起打板球,但英国与这个历史上的死敌的贸易额是英国与澳大利亚贸易额的3.3倍。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的经济规模都是1.4万亿美元,但英国人更愿意去邻近的西班牙享受阳光和桑格里亚酒,而不是千里迢迢去澳大利亚感受《家有芳邻》Neighbours中的生活——《家有芳邻》是澳大利亚一部播了许多年的电视剧。在贸易领域,地理位置仍然重要,但距离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市场规模也很重要。随着中国占全球经济规模的比重迅速增长,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自然而然也扩大了。中国在英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肯定正日益上升,但我们不应夸大中国的重要性。中国201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4万亿美元,中英贸易仅占中国经济规模的0.9%,远远低于欧盟与英国贸易规模占前者经济规模的比例,这一比例在2019年为5.5%。不仅是英国与欧盟的贸易以市场规模衡量比它与中国的贸易密切得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似乎也在上升,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在下降。2004年,中国与英国的贸易占中国经济规模的1.4%,比例高于今日,但与欧盟的贸易强度则一直保持基本不变。所谓的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model发现,英国与欧洲的贸易密切程度可能超过了模型的预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远远超过自由贸易区。贸易引力模型是一种经济分析,试图通过地理位置因素和市场规模解释贸易模式。尽管经济学中关于贸易的理论始于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用葡萄牙红酒交换英国布料的故事,但多数现代贸易表现为相似市场之间交换相似的商品和服务。这种交换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加大了市场竞争,而竞争能够促使生产者改进流程和管理、淘汰生产效率低下的产品,从而提高生产率。降低关税和取消配额会扩大贸易并带来好处,但加深一体化、统一监管制度、承认别国标准、禁止人为政府援助和消除非关税壁垒是更有力的法。英国唯一能够享受到这些好处的大型封闭市场就是欧洲单一市场。所有其他大型市场都距离太远。国家和企业通常往往不愿意推进深层次的一体化,因为弱者会大声抱怨。但就应该这样做。欧洲单一市场在商品自由流动方面已经发展完备,但仍需继续破除阻碍服务自由流动的障碍。因此,即便英国投票离开欧盟,英国离开单一市场将是愚蠢的。当然,留在单一市场则意味着,英国将不得不支付市场准入费,接受人员的自由流动、由布鲁塞尔制定的监管规定以及主权共享。那样的话,我们有理由问:英国脱欧还有何意义。
窦金乾2019-11-05 2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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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调节国内总需求对经济进行调控。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就增加了社会总产品需求,从而促进产出增加。同样政府扩大货币供给增加了市场的货币量,这也是增加了社会总需求,进而增加产出。
连亚欣2019-11-05 22: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