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描述

龙家顺 2019-12-21 1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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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业市场空间特别是高端酒店究竟还有多大容量,宏观经济环境对其影响有多大,行业目前的发展模式有何问题,未来的方向在哪儿,凡此种种皆成为酒店人士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日前,由《21世纪经济报道》、《商务旅行》共同主办的21世纪酒店业高峰论坛上,与会的酒店业代表达成共识——“目前整个行业产能过剩,要达到平衡状态需要时间。在此期间,酒店业要想获得与以前同样的高收益,业者需要下更多的工夫。酒店数量增长快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房地产行业顺势发展,中国酒店业也进入大规模扩张时代。市场繁荣背后,隐患和风险也逐渐显露出来。国家旅游局今年一季度的星级酒店统计公报显示,全国12038家星级饭店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总计为536.28亿元,与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营业收入减少了118亿元。与此同时,酒店业增速却未见放缓,一项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将新增61180间酒店客房。大量新酒店的涌入,无疑将进一步加剧酒店行业的竞争态势,这一点在高端酒店市场更为明显。本届论坛上,浩华管理顾问公司的代表给出了一组数据,未来5年,北京和上海的五星级客房总量将突破5万间,广州将突破2万间,成都、三亚则有望达到1.5到2万间,大连、合肥、西安、武汉、天津等五星级客房数量也将在1万到1.5万间。然而,与此相对的是,酒店入住率在呈现整体下滑的趋势。今年一季度,全国五星级酒店的平均入住率为50.14%,而1到5月份,在北京、上海、深圳、三亚5个主要五星级酒店市场中,深圳五星级酒店的平均住宿率最高,为65%;其次是广州和北京,刚刚达到60%;上海目前住宿率只有55%。与2019年同期相比,只有深圳和三亚两个市场实现了住宿率方面的增长,剩余的3个城市中,北京的住宿率下降幅度最大。整个市场目前面临很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政府对公款消费的限制,整个供给的增长没有减速等。浩华管理顾问公司董事戴雪英说。应建适合的酒店尽管高端酒店市场呈现出供过于求的趋势,“但开发商并没有停止建设酒店。开发商的逻辑是‘如果我们不建设,其他的集团就会建设’。万达酒店及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米歇尔·斯蒂文认为,地产商其实也不想建高星级酒店,但是政府在土地出让时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要求做综合体,必须要有高星级酒店,开发商考虑到可以提高周边地产价值、收管理费等等。所以,即使原本不愿意建酒店,在多种因素的左右下,开发商最终还是成为了酒店业主。美高梅国际度假集团高级副总裁冯小峰强调说,做任何一个投资、任何的一个项目,一定要考虑金融的回报率。需不需要建,在什么地方建酒店,建什么样的酒店,要得到什么样回报等,这是整个业界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冯小峰说:“作为管理公司,我们希望的是经营成功的酒店。凯悦国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投资开发高级副总裁夏农提醒到,针对目前的市场状况,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建酒店不应一味地追求高星级酒店。应建造符合市场、有市场回报率的酒店,一家酒店开三个餐厅还是两个餐厅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整个酒店要赚钱。鉴于酒店市场目前的状况,几位酒店业内人士共同的看法是,酒店管理公司今后在经营方面需要花更大的力气,进行精细化的管理,管理不好的公司一定会被淘汰。新市场形势下,今后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地方政府,酒店业投资需要变得更加谨慎,以往决策错误,靠着市场需求的增长能够很快纠正过来,而在目前的市场背景下,一旦出错,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弥补。抓住市场机遇对于酒店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代表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香港酒店业协会执行总干事吕尚怀透露,全国酒店业市场形势对香港酒店业也造成了影响。多年来,香港酒店客房增长的速度一直是3%,这样的增长使得香港酒店供需能够平衡发展,住房率保持在86%到87%。然而今年前6个月,香港住房率总体上虽然保持在86.3%,但房价在6月份却跌了8%。不过,他说“酒店业的支撑点是旅游市场的繁荣,商旅活动的增长能给酒店市场提供持续不断的需求。尽管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波折和变化,但大环境应该不会改变。中国旅游研究院产业所副所长杨宏浩认为,中国酒店业还处在“青春期”,青春有梦,只是酒店业现在还需要坚持。希望未来酒店顺利完成从政府市场到商务社会市场的转变。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何建民认为,目前,中国酒店市场有四大发展机遇,第一,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大、增长率高;第二,观光休闲客源结构比例提升机遇大。老年市场崛起,家庭休闲度假市场快速发展,给中国酒店业带来新的机遇;第三,高收入人群衍生下的高净值市场;第四,中国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他建议,酒店业应该加强信息管理、采取当地特色的竞争策略。
齐显尼2019-12-21 19: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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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的教材是国内高鸿业的宏观经济学不一样的教材的话就不要看章节的标题第十二章国民收入核算一、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的成因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因而政府逆转通货膨胀的政策也并非单一的,往往是多种政策搭配使用。附上:通货膨胀率计算公式通货膨胀率=现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
    齐景嘉2019-12-21 19:58:27
  • 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2019年中国经济巨轮将以何种姿态破浪前行?经济增长率、物价、房价走势将如何演绎?收入分配、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将如何发展?经济增长9%左右2019年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发展,GDP增长9%左右。从三大需求来看,消费有望继续稳定增长,考虑到价格上涨因素,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可能比2019年略有回落。2019年以来,外贸偏快增长的势头超出预期,2019年出口增速可能比2019年适当回落。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尽管上一轮基建投资的高峰期正在过去,但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20%左右的增速。综合来看,2019年经济增速由于基数影响,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2019年增长有望达到9%左右,继续处于潜在经济增速的合理区间。CPI温和上涨由于绝大多数工业品仍然供过于求,经济需求不存在明显过热的情况,2019年我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两大因素决定2019年我国物价涨幅可能高于2019年。一是翘尾因素,由于最近几个月的物价环比持续上涨,截至11月,翘尾因素对2019年物价的上行影响已经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预计2019年翘尾因素将比这略高,给2019年物价调控带来很大难度;二是推升近期物价上涨的因素并未消失,输入型通胀的传导仍可能继续显现,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仍可能推升处于紧平衡状态的农产品价格,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压力仍然存在。在稳健货币政策以及一系列价格调控措施治理下,2019年CPI涨幅可能位于4%-5%的区间。2019年四季度翘尾因素的影响将削减,物价涨幅很可能适度回落。积极财政侧重调结构2019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由于经济企稳势头继续显现,2019年财政赤字规模可能缩减至10000亿元以下,略低于2019年10500亿元的水平。考虑到经济存量规模的扩大,预计2019年赤字率将降至2%-2.5%之间。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除了为经济增长“托底”、为“十二五”开好局之外,还将更明显地侧重经济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新开工投资增长将放缓,保障性住房、西部大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的投资力度仍将较大。三率”再度齐动2019年,我国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汇率“三率”均有所变动。2019年“三率”齐动的现象可能再度出现。为进一步抑制通胀预期,缓解“负利率”状况,2019年央行可能适时上调存贷款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也将发挥回收过剩流动性的作用,如果必要,2019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上调至20%左右。2019年我国将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适度升值有助于改善外汇收支平衡,抑制输入型通胀,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可能升值3%左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拉大,这一趋势已经得到重视。收入分配调整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让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民生。改善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成为关键所在。2019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正式出台,具体措施可能包括提高中低收入者工资水平,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等。两税”改革有突破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改革,近来一直是最受社会关注的话题之一。目前两项税制改革工作均在稳步推进,不排除2019年有所突破。个人所得税方面,目前我国的最低扣除额是2000元,未来除了适当上调该额度外,还可能适当缩小税级并调整税率,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房产税方面,目前上海等城市已在积极推进试点工作,并进行试验性的房产税政策空转。十二五”期间我国个人房产将逐步纳入征税范畴,具体征收范围最初可能不会涉及大部分社会群体。楼市高位盘整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将继续坚持房地产调控,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由于价格调控的效果并不明显,短期楼市调控尤其是抑制投机的政策不会放松。2019年楼市价格明显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在政府收紧货币信贷以及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之后,开发商可能由于资金链紧张而进一步降价,刚性住房需求可能对降价作出积极反应。当前通胀预期高涨进一步加剧了楼市走势的复杂性,一方面通胀预期使得居民投资房地产保值增值的意愿增强,另一方面加息通道的开启加大了住房投资的成本。区域发展规划继续推出近两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带动了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未来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将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推出。从战略意义上讲,区域政策将着眼于培育新的增长极,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推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区域来看,内蒙古、河北、三江源等地均可能推出新的区域发展规划。顺差规模进一步降低2019年1-11月,我国贸易顺差规模达到1706.64亿美元,低于2019年和2019年同期水平。中央提出2019年稳定和拓展外需,同时扩大进口规模。预计2019年我国贸易顺差规模将进一步降低,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作用进一步发挥。节能环保、高新技术等领域的进口可能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以及高速铁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望继续加快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以及投资增速将持续偏快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19年,新能源、生物等行业单独的振兴发展规划有望出台,节能环保等产业的重要性也将继续被高度重视和强调。宽信贷格局依旧流动性整体充裕多位专家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看,2019年流动性整体将保持适度宽松,贷款投放增速适当放缓,但仍在高位,预计新增贷款在7万亿-7.5万亿元之间。新增贷款不会大幅减少业内人士指出,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惯性,2019年贷款大幅缩减的可能性较低。银联信总经理符文忠表示,预计2019年广义货币M2增速将较2019年下降,但为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M2增速下降幅度不会太大,估计为16.5%,较2019年18%的增速下降1.5个百分点;新增贷款大约在7万亿元左右,较2019年下降1万亿元。监管层将严格贷款发放节奏、新增绝对量。信贷将继续按照3:3:2:2的节奏投放。继续加强银信合作等形式监管,控制信贷资金曲线进入资本市场。不过,需关注高信贷增速带来的风险隐患。分析人士指出,信贷规模增幅由此前的15%提高到2019年的29%左右,为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导致通胀、资产质量下滑的风险。为此明年应坚持信贷审慎原则,信贷规模控制在7.5万亿内比较合适。有市场人士担心信贷高位运行将加剧通胀。对此,央行有关人士表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不是信贷现象。经验表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总是与较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相联系。但是,信贷并不等于货币。信贷扩张或收缩直接引起产出的变化,货币则主要通过对价格的影响间接作用于产出。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货币增长则与通货膨胀关系更密切。流动性较为充裕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目前企业的资金需求较为旺盛,明年又是十二五开局年,如果银根收得过紧,可能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货币信贷闸门收紧应该逐步进行,明年整体流动性仍将保持适度宽松。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认为,从2019年至今,信贷投放近20万亿天量,但是资金并未全部进入实体经济中去。贷款会部分转为存款,部分资金仍留在银行体系内,银行体系流动性变得较为充裕。外汇资金流入、国际短期资本、贸易顺差等因素也会推升银行间市场资金的充裕水平。不过,光大银行宏观分析师盛宏清预计,明年商业银行信贷将成为稀缺资源,贷款利率将比今年有所提高。未来银行间流动性水平仍取决于央行对银行间资金池的调控,未来货币政策将转向稳健甚至是偏紧的方向,导致银行间资金面适当收紧。央行会采取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长期央票发行提速、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将银行间资金面在一定时期内控制在偏紧状态。
    赵颖青2019-12-21 19:39:42
  •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并利用有利时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一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物价涨幅总体可控,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第一,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速虽比去年上半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保持较高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位回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也是我国主动调控和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第二,物价涨幅总体可控.虽然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但物价涨幅趋于收敛,价格上涨势头得到初步控制.第三,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从需求结构看,在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从生产结构看,农业生产投入增加,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从收入结构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大幅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总体上看,未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上涨势头的有利条件较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增长、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最终消费在就业状况改善、工资持续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将保持较快增速;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以及稳定物价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今后几个月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二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加大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相对较为有利,但面临的矛盾仍然较多,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方面.第一,物价高位运行.由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劳动工资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今后一个时期抑制物价上涨的任务仍很艰巨.第二,经济增速放缓.从需求看,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增幅明显回落.从最终消费看,受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降温的影响,加之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有所减弱.从外部需求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出口生产、资金、汇率成本提高等因素叠加,使得出口增速呈现放缓态势.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的贡献率.从生产结构看,部分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长较快,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偏紧,节能减排任务十分严峻.从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收入和利润增长仍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与此同时,受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部分生产经营困难增大,经济效益下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房屋竣工量增速下降,但大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处于高位,买卖双方博弈使市场陷入僵持状态.三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当前,应从两方面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一是要处理好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的关系.当前,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宏观调控的取向不能变.与此同时,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必须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一方面,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信贷增速逐步降下来,为稳定价格总水平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对生产经营状况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二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在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当前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采取有效措施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好势头.第一,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努力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当前,要继续采取综合措施,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力争使物价涨幅在后几个月降得多一些,为今后一个时期稳定物价创造条件.第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增强内需的拉动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速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经济自主增长力量,完善促进消费政策,促进城乡居民持续增收,鼓励发展新兴消费领域和消费业态,促进民间持续较快增长.同时,要高度重视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采取措施稳定外需,避免出口大幅回落对工业生产、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第三,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力求取得更大进展.调整经济结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先决条件.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支持市场拓展和商业模式创新.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资金紧张等突出困难,改善小发展环境.要遏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第四,深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积极构建居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机制。
    龙安顺2019-12-21 18: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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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指总量经济活动,即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是指整个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总体及其经济活动和运行状态,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国民经济的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物价的总水平;劳动就业的总水平与失业率;货币发行的总规模与增长速度;进出口贸易的总规模及其变动等。微观经济(Microeconomics是指个量经济活动,即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是指个别企业、经营单位及其经济活动,如个别企业的生产、供销、个别交换的价格等。微观经济的运行,以价格和市场信号为诱导,通过竞争而自行调整与平衡;而宏观经济的运行,有许多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达到的领域,需要国家从社会的全局利益出发,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关系: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两个不同层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的良好状况是微观经济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宏观与微观之间,生产、流通、分配、交换的各个环节之间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宏观经济是与微观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市场经济中以个人、家庭和企业为单位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即是微观经济。现代市场经济虽然仍以单个微观经济主体为基本单位,但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商品交换日益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活动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日益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特征。个人财富、家庭福利和企业利润的增加,已经不再单纯地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还必然要依赖于整体经济状况,整个经济运行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总量、综合和全局性特征。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市场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双重效应凸显。它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需要,在世界范围推进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和升级,资本主义的国际协调和干预有所加强,延缓了资本主义的衰亡期;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在地缘上达到极至,资本的增殖、商品贸易放量、生产扩大很难通过开辟新的处女地来实现。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依旧在经济全球化形态下发生作用。而且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连结成为一个巨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阻滞,都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呈现出更大的脆弱性,爆发新的危机的可能性增大。概言之,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更新,扩大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但却不能使资本主义获得永生。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属性和固有矛盾,最终会酿成资本主义的衰亡。一、经济全球化未消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全方位延伸的结果,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急剧扩张是其强大的推动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把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从国内推展到国外,只是扩大了矛盾作用的地域范围,并未消弭产生矛盾的社会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借助对经济全球化初期的主导虽可暂时缓解自身的矛盾,但却不可避免其固有矛盾再度激化和尖锐起来,使资本主义各国陷入危机四伏而不能解脱的境地。1.经济全球化并未化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历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尖锐化,是导致资本主义频繁发生周期性危机的总根源。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和实行经济计划化,并在新科技革命的拉动下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战后经济繁荣。但好景不长,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又发生了以滞胀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危机,它说明,在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采取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办法并不能标本兼治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顽症。从80年代起,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另辟新径,新自由主义受宠,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新掀起私有化浪潮,并在全球拓展自由的市场经济。综观资本主义在其体制内进行的改革和调整的轨迹,在所有制方面,就是国有化和私有化的交替;在调节手段方面,就是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的反复。这样的转换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性质,不过是在私人制的范围内兜圈子,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危机和止住利润下滑。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在发挥资源配置全球化优点的同时,也把其弱点全球化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外部不经济等问题都加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诚然,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国际经济协调,就一些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采取共同行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致命弊病,相反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层次上崩溃的可能性增大。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股票和游资猛增,截止到1998年3月底,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股票市值总额达34万亿美元,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仅美国一家的股市总值就高达17万亿美元,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远远超过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夜82%的水平。全球有游资7.5万亿美元,外汇市场上的交易额平均每天达1.5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控制这个巨大的市场。P.12三、经济全球化微观张力强劲与宏观协调机制滞后的矛盾愈益显露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来自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则充当了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而经济全球化的体制基础是市场经济。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全球经济体制几乎都变成了市场经济。全球经济体制的统一,促进了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有效配置,节约了稀缺的社会资源,降低了劳动消耗。但全球经济体制的一体化也把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全球化了。市场难以有效地提供和满足社会公用性产品的需求,更难以做到对许多公用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市场竞争导致垄断,垄断的发展则会反过来破坏经济活动主体间的平等竞争规则,造成市场效率下降;市场经济的调节在收入分配方面无法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市场的微观主体的活动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驱动,既不能自觉体现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目标,也不能自动保障社会总供求的平衡,盲目性十分突出。经济全球化扩大和发展了市场,引起的全球化问题也随之增多:1大国经济竞争剧烈。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日欧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最终确立,三方竞争激烈,冲突频仍。美国近年来经济强劲增长,止住了经济地位下滑的颓势,依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日本经济虽持续数年低迷,但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各方面仍具有向美国挑战的能力;欧盟一体化取得明显进展,其经济实力总和超过美国,重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愿望十分强烈。大国的竞争加剧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常发生你来我往的贸易战、投资战和货币战。2跨国公司的垄断和兼并趋势迅猛。目前跨国公司的购并浪潮此起彼伏,垄断进一步发展,这种势头虽对经济全球化有促进作用,但也加剧了世界市场的竞争,形成对世界经济一些领域的垄断,对各国的经济安全也构成了威胁。经济运行风险增大。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每个国家及其企业都是世界生产和经营有机体系的一个部分和环节。在这样的紧密联系和依存状态下,任何一个经济体或部分发生危机,哪怕是极小的经济体发生危机,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危机和灾难。4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范化。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劳动就业、财政货币、社会副利、国际收支等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相互作用关系越出国界扩展到全世界,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制约的解决单靠一国的能力是不够的,必须由相关国家的共同协调来解决。5全球性的公平问题突出。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使一些人通过对先进技术的持有或投机性的炒作,在短时间内暴富,而非技术熟练的劳动者和资本缺乏者收入很低,贫富差距在个人之间拉大。贫富差距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在扩大,最不发达的国家被日益边缘化,国力脆弱,人民生活贫困。6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契机,把国内的资源、劳动力密集型、重污染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的资源、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而把严重环境污染留给了发展中国家。以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上述问题,要求对世界经济运行实行全球性的宏观调控,由主权国家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实施宏观管理和干预。应当肯定,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与滞胀后,从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多边协调上取得了进展。首先是全球性多边协调,包括联合国名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等相关国际经济协调机构、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是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最高层次,它就有关全球性经济、贸易、金融问题展开磋商,其协调成果具有全球适用性。其次是以日美欧为核心,以西方八国首脑会议为主体的大国协调,是当今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实力派,他们在世界几乎所有的多边主要经济协调中担当着举足轻重角色,定期举行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则是协调的常规形式。此外,区域化集团间和内部的协调,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在世界经济的多边协调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国际宏观协调机制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扩张的速度相比严重滞后,尤其是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监管体系并未建立起来,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改变,缩小南北差距问题没有切实的机制和措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中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成员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看,它在稳定世界金融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受到的批评也日益增多。一是未能及时对危机发出警报;二是危机发生后反应迟钝,援助不力;三是为援助设置了一些不必要的附加条件;四是过分强调国际游资的优越性,并试图把成员国经常帐户可充换性的仲裁权扩展到资本账户,但却管理不良,结果使“金融病毒”到处传染。有鉴与此,改造货币基金组织势在必行,除转换其职能,应该着手组建类似“世界中央银行”那样的机构。或者仿效联合国安理会的样式,成立一个经济安理会,负责全球经济的安全,目的在于改善目前国际经济宏观协调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状况,以便对世界经济的运行实行有效调控和监管。然而,加强全球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许多措施是难以付诸实施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的利率太高,西方八国应该协调行动降低短期利率,表现出加强全球经济安全的诚意来。但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反对这么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微观经济成长张力强劲和宏观协调机制滞后的矛盾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的。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还是由西方国家操作和控制的国际组织,其背后都受到垄断资本财团的左右。从本质上说,这些政府和组织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这就决定了他们采取的政策和协调措施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既不会从国内劳动阶层的利益出发,也不会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对世界经济的运行控制和协调。所以,现有的国际经济协调只是在某些方面修修补补,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危机的防范和监管不力的弊端。由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能对世界经济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不能防止危机及其在全球的迅速蔓延,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综合上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生产社会化和分工的发展越出了民族国家的藩篱,把地方性的狭小市场联结为广阔的世界市场,无疑促进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自己的矛盾转嫁到别国,缓和了国内的矛盾,也加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政治联系,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资本主义秩序,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生命期。但是,经济全球化并未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消失或从根本上铲除,也不是医治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具有了新的特点,况且旧的矛盾未解决,新的矛盾和冲突又产生了。它使资本主义体系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增大,增加了资本主义的脆弱性,使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日趋边缘化,最终也会使发达国家难逃其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微观发展张力强劲与宏观协调机制滞后的矛盾,使资本主义难以有效地对付全球化下极易扩散的经济危机。这些都决定了资本主义推动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一利率变动对资金供求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杠杆,这种杠杆作用首先表现在对资金供求的影响上.利率水平的变动对资金盈余者的让渡行为有重要影响,它对资金盈余者持有资金的机会成本大小起决定性作用.当利率提高时,意味着人们借款的成本增大,资金短缺者的负担也越重,他们的借款需要就会受到制约.由于现在股市红火,外面的热钱过多,容易形成泡沫经济,我国中央银行也在不断提高利率.就存款准备金率在今年一年内就提了七次之多.二利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宏观看,居民的全部收入可分为消费和储蓄两个部分.储蓄=收入-消费.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储蓄的多少取决于消费倾向.若居民的消费倾向高,则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大,储蓄就少.居民的消费倾向除了与目前收入水平、未来收入预期、物价水平及消费观念等有关外,还受利率水平的影响.当利率上升时,会一直人们的消费欲望.再从厂商投资来看,投资代表着社会资金需要.提高利率则使厂商投资成本增加.当利率水平提高时,一方面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使社会资金供给扩大,从而有可能使社会产出扩大;另一方面,又可能使投资受到抑制,从而使社会产出减少.三利率变动对国际收支有重要影响当发生严重的逆差时,可将本国短期利率提高,以吸引外国的短期资本流入,减少或消除逆差;当发生过大的顺差时,可将本国绿水平调低,以限制外国资本流入,减少或消除顺差.货币银行学。
他预计今年年底GDP增速将下降到9%以下,如果经济增速快速下滑,紧缩政策或将面临转向,市场有望迎来阶段性行情。经济增速将节节下降中国证券报:房地产调控和欧债危机再次引发了投资者关于国内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的担忧,目前国内一些领先性经济指标已经开始出现下降,您如何看中国经济下半年的发展趋势,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有多大?高善文:梳理一下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2002年开始到现在的这一轮周期跟1992年-2001年的那一轮经济周期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目前正处于经济周期的末期,典型特征就是产能过剩严重、有效需求不足、新的增长点还没找到。从大的周期看,在未来几年内,资本市场出现以估值中枢上升为特征的单边上涨的机会比较小。即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在未来一、两年时间里能够启动,但因为在启动初期的产能短缺和经济过热,整个股票市场在估值层面上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就像2002-2004年期间市场在估值层面上所承受的压力一样。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将节节下降,预计年底会降到8.5%-9%之间,但下探到去年一季度6%增速水平的可能性比较小。从工业意义上讲,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工业减速过程已经开始,到年底工业增速很可能会下降到15%以下的水平。从进出口意义上讲,出口的减速过程很快就会开始,特别是受欧债危机影响,下半年出口增速的下降会非常猛烈,从出口增速的高点到出口增速的低点这一落差很可能在25-30个百分点,今年年底出口增速肯定是个位数水平。从生产资料价格PPI趋势上来看,高点可能正在出现,随后PPI就会经历大幅下降。除了美元汇率的升值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外,很关键的原因在于需求减速,今年年底当月PPI涨幅很可能会下降到零附近。中国证券报:这是否意味着机构之前对于上市公司盈利上涨20%-25%的一致判断需要调整了?高善文:是的,在需求萎缩背景下所形成的PPI下降,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在普遍下降,意味着未来盈利增速将大幅度下降。也意味着银行体系不良资产风险在上升,信用风险很可能也在上升。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我们需要在比较大的范围内不断下调对上市公司和工业企业盈利预期。所以很难说现在这个点位估值就已经见底了,因为上半年上市公司的盈利很好,下半年如果往下走的话,PE就会上升。紧缩政策已无必要中国证券报:年初关于加息的预期十分强烈,但近期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改变观点,认为通胀趋势即将逆转,年内加息可能性很小了,你怎么看未来通胀的走向对于政策变化的寓意?高善文:通货膨胀压力的洪峰可能已经过去,或者正在过去,这一洪峰的高点应该不会超过3.5%,大概就在最近两个月时间,下半年大部分时间里CPI会节节下降。经济的减速、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美元汇率的升值等等是影响这一趋势最基本的因素,今年年底一般消费物价指数的涨幅很可能下降到2-2.5%之间的水平。下半年通货膨胀压力会节节下降,因此,无论通过加息手段控制经济,或者通过非常强的信贷控制管理总需求,或者通过汇率升值,这样一些紧缩性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看起来越来越没有必要。人民币升值长期来看是大势所趋,但短期来看,今年年内基本没有可能。现在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处在观察期,如果经济的下降比较快,今年晚些时候整个经济政策基调可能会有一定的转向,这种转向将表现为财政政策的放松和已有的紧缩政策执行力度的放松,而不太可能表现为货币刺激政策,比如重现大规模的信贷增长。中国证券报:这些政策变化会给下半年的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机会?高善文:如果政策如期在四季度放松,市场将出现规模较大的阶段性投资机会,至少在急速下跌过程中会赢得像样的喘息之机。但财政政策的刺激,以及政策执行力度放松的影响更多表现在基本面层面上,由于没有大力度的货币刺激政策,整个市场在资金层面上将缺乏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市场难以再现2019年的行情。
很明显,2019年的经济走势是下行的,对于2019年,我的判断是将会是探底的一年,但在2019年内能不能真探到这个底不好说,如果探到底了,后面几年就是逐步复苏了,如果还探不到,那真有点不敢想象。先声明,我下面用的都是官方发布的数据,不是外媒或研究机构的数据,因为这样数据口径容易统一,比较好说明问题,如果一会拿汇丰数据一会拿路透社数据,数据之间根本没法做比较,而且光凭官方自己发布的数据就可以表现出现在的经济形势有多差了,如果你觉得官方数据是美化过的,那么你把情形再想糟些就可以了。先回顾一下2019年整体经济形势:这几天,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里先把2019年的经济情况总结了一下,里面有些用词耐人寻味:报告中对于2019年经济的总体评价是2019年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是稳中趋缓、稳中有进、稳中有忧,各领域分化加剧,动力转换过程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后面又具体说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我简单总结下:有利因素:1、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1.4%,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势头强劲3、消费增长稳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4、一些产业基础好、结构多元化、调整步伐快、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不利因素:1、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持续回落2、加工贸易出口和传统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明显下降3、一些产业结构落后单一、产能过剩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经济下行速度较快,特别是东北三省、山西等情况极不乐观4、量大面广的传统企业、中小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生存难、转型难的困境报告里的这些话,大家可以细细品读,想想文字背后的意思和代表的实际经济情况,比如总体特征里的“稳”、“缓”、“进”、“忧”这四个字到底哪个是实际主角?比如,第三产业比重增大和消费逐渐成为主引擎是因为确实增强了还是因为制造业和出口下降的太快了?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的地区和经济下行速度较快的地区到底哪个大?各位必须要有2019年经济比2019年还差的心理准备,这么说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是我在实际工作生活中的切身体会,接触的金融和实体经济从业人士都感到明年经济能探到底就算不错,根本不敢奢望明年就好转,第二,在看看官方报告怎么说,央行前些日子发布了《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里面对今明两年GDP的预测是,“2019年全年实际GDP增速预计为6.9%,2019年全年实际GDP增速预计为6.8%”,2019年比2019年还低0.1%,别小瞧差的这0.1%,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速度问题,实际形势会有多严峻可想而知。今年的状况,首先官方经济数据显示的就是一片低迷,程度超出预期,最差的就是外贸,进出口连续数月出现负增长,今年的增长目标在几个月之前就可以判定肯定达不到了,甚至在7月股灾那几天,统计局的外贸数据都是分开放出的,先放的是感官上不那么糟糕的指标。从微观角度讲,实体经济今年倒闭潮、跑路潮比去年还严重,贸易和制造型企业都有大量倒闭,而且有中小企业风险向大型企业蔓延的趋势。2019年为什么还要糟呢?首先,外部环境就比较差而且不确定性高第一、IMF今年四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从年初的3.8%下调到目前的3.1%,这是2019年以来全球经济最低的增速。第二、全球贸易增长连续三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率多年来第一次低于全球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率: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率2019年为1.4%,发达国家贸易增长率3.05%。第三、美国已经开始加息,将导致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对于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也是负面影响。全球经济除了美国呈现出复苏外,欧洲、日本全在泥潭里,新兴市场国家更危险,比如金砖四国里的巴西和俄罗斯甚至有可能出现政治危机,中国在这俩国家都有不少投资,弄不好就是坑,钱又都打水漂。其次,国内经济自身困难重重,像钢铁、汽车、有色这些行业都不是一年两年能好起来的,关键是产能严重过剩,而需求正走在下滑的拐点,比如今年我国钢材消费量20年来首次下降,而且预测以后会越来越低,像武钢刚刚要裁员一万人,甚至黄奇帆都提出了要国家规定房地产建筑用钢增加一倍的想法来挽救过剩产能。而所谓的新兴产业,也在由热转冷,比如互联网行业融资今年就是拐点,上半年还是投资人追着创业者给钱,下半年反过来就都不投了。官方对于明年国内的经济形势也认为难言乐观,发改委报告中认为“三驾马车”的表现将更加糟糕。首先看第一驾马车:投资,报告认为,明年投资增速将下降至9%左右。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下降1.5个百分点,约拉低投资增速0.5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可能降至零增长,原因包括国内贷款、外资、自筹资金等资金源连续多月负增长,资金来源结构难以支撑房地产投资增长,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负增长,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仍未全面恢复;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明年增速可能回落2%。这一方面是资金来源受到了限制,一方面则因为新预算法和地方司法、纪委体系改革强化了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制衡约束,短期内抑制地方投融资扩张。再看第二驾马车:消费,受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持续减速、受失业显性化、热点消费减速等因素的影响,2019年国内消费可能进入个位数增长。这无疑将削弱消费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至于第三驾马车:出口,预计2019年发达经济体微弱复苏、新兴市场增速有所回升,使得出口可能略高于今年。但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的出口比2019年是超预期下滑的。从官方报告都可以看出来,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应当说是非常严峻的,由于信息不对称,有些问题的严重性可能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计。Winteriscoming……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提前安排应对之策。
资本账户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与金融账户”中的一支,不过现在说资本账户一般是指“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是一步步开放的,因为资本账户的开放也会带来一些金融风险,在一个国家没有具备资本开放的条件而实行开放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就像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各国。资本账户渐渐开放就是走向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账户自由化通常是指一国允许其资本账户中的各种资本自由流动,即居民可以自由地进出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和筹资,非居民也可以自由进出国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和筹资。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中力度最大的开放措施。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本,弥补其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短缺”,在实行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和机构准入自由化的同时,也实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下面转载一篇文章既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账户管理是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则在中国汇率制定走向完全浮动之前,如何明确资本账户管理原则,是中国金融战略研究中继汇率问题之后,必须说清的一个重大问题。国际上大量学者通过的实证研究,比国内一些学者更坚定地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确实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是有条件的。如果假定条件不成立,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样是不确定的。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货币、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机理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国际货币、汇率制度,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从危机国家的内部政策看,没有处理好汇率、资本账户开放和国内经济、金融改革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危机发生的重要的内在原因。资本账户开放与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促发”或“防止”的关系。但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催化作用。IMF调查回顾了35个经济体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在发生危机的24个国家中,有13个在危机前的5年内完成了资本账户自由化过程。又对其中14次发生严重危机的国家进行进一步考察,发现9次危机中,净资本流入在危机前2~4年内是大幅增加,超过了GDP3%的关口。当然,资本账户管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国际资本流动的异常发生,有助于应对因金融部门脆弱而造成的各种风险。在一国经济结构或深层次机制存在扭曲的情况下,汇率制度与资本账户开放的不同组合,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往往需要将资本账户开放状况作为重要的经济背景或特征进行考虑。从国际经验看,总体而言,凡是在完全开放资本账户前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国家,所获得的中期效果较好。而在汇率严重失调的环境下,资本账户管制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者说,在汇率失调严重而套利收益足够大时,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会迅速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和90年代的泰国、印度的案例,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其实,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相关国在采取浮动汇率制之中,美国、加拿大、瑞士三国的资本开放时间较早,其他发达国家都是在长时间浮动汇率经验积累之后才逐步开放的。日本是1980年、德国1981年、澳大利亚1983年、新西兰1984年、瑞典1989年、法国1989年、意大利1990年、西班牙1992年、冰岛1995年。在中国未来,必须坚持资本账户的开放,那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全球化需要金融全球化的配合;我国未来面临的经济、金融发展中的重大挑战,需要放在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中解决,如环境、资源的约束、居民财富高积累后的投资回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需要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的配合;以及随市场开放度的扩展,资本账户管制有效性下降后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必须看到,我国资本账户充分自由化的各种条件又没满足。简单地扩大市场边界,并不能给本土市场带来效率。如果不坚持“以我为主”原则,有可能被迫融入别人市场,不但不会提高本土市场效率,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是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原则。这一核心原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扩大到一定的幅度,并在基本达到市场均衡汇率水平之前,仍宜保持对资本流出入的一定规模的控制。第二,资本账户开放一定要与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衔接。具体包括:要素价格机制改革、服务领域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税制的改革以及金融业充分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把包括金融市场内在的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外部性,尽可能控制在市场可承受的范围内。第三,资本账户的开放应结合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虽然资本账户开放不能以人民币区域化为单一目标,但可以沿着人民币区域化这一主线,相互配合,逐步实现。在未来几年内,资本账户开放既可以在外币为主的环境中实现,也可以在逐渐以人民币为主的环境中实现。这也许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区别于一般转轨国的显著特点。原则上,今后凡是允许以外币进行的资本跨境流动项目,也应允许人民币进行。在管制的放松上,若情况相同,人民币跨境交易的开放应先于外币计价交易的开放。第四,资本账户开放要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提高宏观调控的灵活性相适应。具体讲,面对逐步开放后的巨额跨境资本流动以及可能产生的巨大套利压力,往往会出现原来以数量、行政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有效性直线下降的现象。因此,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推行宏观调控手段转向以价格、间接。
如果货币供给变化只是影响一般价格水平,一定量的货币供应增加减少只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下降,那么货币就是中性的;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引起实际利率和产出水平等实际经济变量的调整和改变,那么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中性指货币供给的增长将导致价格水平的相同比例增长,对于实际产出水平没有产生影响。总体来看,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只影响一般价格水平,不影响实际产出水平,因而货币是中性的。扩展资料相关背景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货币在其中调节作用的显现,货币中性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作用也不断下降,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将利率分为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其中货币利率是现行的市场借贷利率,而自然利率是指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当货币数量增加时,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业家因此会扩大生产,增加产出。而随着收入增加、支出增加和物价上涨,就出现了积累性的经济扩张过程。魏克塞尔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货币政策,以使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相一致,从而消除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有关货币中性的问题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量的增减只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同方向、同比例的变化,而不会带动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货币是中性的。魏克塞尔首先对货币中性的问题提出质疑,他认为货币只有在银行利率和自然利率相等时才是中性的,否则经济就会发生累积性扩张或者收缩,货币就不是中性的。哈耶克则认为货币只有在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而不影响相对价格水平的情况下才是中性的,否则也会影响经济运行,货币就是非中性的。根据这样的标准,凯恩斯理论中的货币是非中性的,因为货币供给和需求对实际收入是在充分就业水平,还是非充分就业水平的决定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帕廷金的“实际余额效应”分析说明在特定的条件下,货币存量的变动会引起一般价格水平同方向、同比例地变动。这就是说,帕廷金用与古典数量论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与古典学派相同的货币中性的结论。但是,帕廷金的分析突出了古典数量说没有展开的货币影响经济的过程分析,而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影响了实际经济的运行,因此是非中性的。真正指出货币对经济的巨大作用的人是凯恩斯。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文中指出,“古典”学派所谓充分就业的均衡只是一个特例,通常情况总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消费需求十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取决于人们的消费倾向,而投资需求取决于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要增加投资和消费,就必须降低利率,而利率决定于货币的供求关系。因此,在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看来,货币的作用是巨大的,货币是非中性的,国家应制定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克服经济危机和萧条。凯恩斯认为,价格和工资缺乏弹性,经济不存在一个自动矫正机制,经济就可能出现非充分就业下的均衡,但这种均衡低于充分就业下的潜在产出均衡水平。因此,只要存在未被利用的资源,那么总需求的扩大就会使产出增加,影响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总需求,以此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货币中性-货币非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