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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作为一门语言,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教学中,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等.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益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有益于培养世界意识.《新课标》指出：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英语专家胡文仲教授曾说过,语言和文化有密切关系,学习外语不仅仅是掌握语言的过程,也是接触和认识另一种文化的过程.英语教学一定要贯穿文化教学,我们要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英语人才,就需要在英语教学中融入文化知识教学和文化理解教学,文化知识教学帮助学生掌握目的语文化知识,而文化教学既帮助学生理解目的语文化知识又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所处时代的发展是不同的,这就构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所以,我们英语教师要根据所教的内容,认真备好课,挖掘内在的文化因素,因势利导,努力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英语人才,为此我尝试做好以下几方面：一、充分挖掘和利用教材内涵,通过日常教学活动渗透跨文化意识.英语教材选材广泛,内容丰富,不少课文涉及英语国家典型的文化背景知识.因此,我们结合课文,介绍英美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民族、宗教、制度、饮食习惯等文化背景知识,使学生全面认识、了解英美国家.我们的学生即将面向世界,与各国人民交往,必须了解西方文化中重大的节日圣诞节,复活节和感恩节等等.我们的教材里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文化信息,我们将信息技术和学科整合,制作了有关课件.其提供了圣诞节的历史,有关圣诞的英语故事、歌曲,整体内容丰富有趣,学生通过感官与心灵接触英语国家的文化信息,以轻松愉悦的心情体验外国文化并感悟其文化内涵.在课堂活动中,学生可以和可爱的圣诞老人现场互动并且进行对话；学生可以通过阅读ChristmasEve等英语故事,可以欣赏Silentnight等优美的歌曲来感受圣诞的气氛.课后,让学生制作一张ChristmasCard并送给自己的好朋友.浓郁的外国节日文化气息,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英语学习的兴趣.谈及赠送礼物时,就将接受礼物的方式提供给学生,西方人性情外露,表达感情直接,不当面拆封欣赏礼物是非常不礼貌的.而中国人则恰恰相反,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在呈现圣诞文化同时,还让学生与中国的传统节日进行比较,使学生感受节日的气氛,提高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课堂是英语教学的主要场所,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应渗透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在初中起始阶段的教学中,我们严格按照《新课标》二级要求,让学生知道英语中最简单的称谓语、问候语和告别语；对一般的赞扬、请求等做出适当的反应；知道国际上最重要的文娱和体育活动；知道英语国家中最常见的饮料和食品的名称；知道主要英语国家的首都和国旗；了解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重要标志物,如：英国的大本钟等.通常第一堂英语课会进行介绍与问候,由于中外两种文化对礼貌称呼的习惯存在着差异,我们向学生进行简单的阐述.中国人见面对年龄、婚姻、收入等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的人却对此比较反感,因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有鉴于此,随着教学内容的深入,我们适时向学生传授英美人谈话的禁忌.生活在两种不同环境里的人,所持有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都不一样.不熟悉这些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很容易出现语用失误.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反之,在英语国家对年长者直呼其名并非冒犯,而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恐怕就会有不尊老之嫌.按英语习惯,亲属之间是直接用名字相称的.而讲英语的人这类称呼则比较简单:一般在姓氏之前加Mr.,Mrs.,Miss即可.中国人之间彼此较为熟悉的人见面问候时,一般采用下列用语：上哪去?、吃过了吗?而英美人的问候一般用Goodmorning/afternoon/evening.Howdoyoudo?Nicetomeetyou.Howareyoudoing?在关系亲密者之间可用Hello或Hi.这种寒暄在在我们上海已渐成习惯,原因之一是受到外域文化影响之故.　我们中国和英语国家的人民都十分讲礼貌,当别人问是否要吃点或喝点什么时Wouldyoulikesomethingtoeatordrink?,我们通常习惯于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或者别麻烦了等.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Yes,please.若不想要,只要说No,thanks..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含蓄和英语国家人坦荡直率的不同风格.由于中西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所以在交际过程中就常常出现一些失误,影响交际效果.如中国人听到别人赞扬时,往往用否定口气回答,而英美人士却乐于接受.对别人的赞美,中国人习惯说最普通的回答是：哪里,哪里而在英语国家却应该说Thankyou.如,B：Yourshirtlooksnice.A：Thankyou.英美人士的思维就与我们不一样.因此,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认识并接受外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很有必要的.语言学家说：成功的外语课堂教学应在课内创造更多的情景,让学生有机会运用自己学到的语言材料.因此,我们在课堂上设置不同的语境,灵活选用适当的训练方法,引导学生将文化因素放到有意义的交际场合中使用,鼓励学生进行各种听说训练,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我们通常通过角色表演设置文化语境.让学生分别扮演初次见面的外国游客和中国导游,进行情景对话.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来进行跨文化交流,引导学生遵循英语交际的基本礼仪,要求学生在听说过程中注意使用礼貌用语和避免谈话禁忌,使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感受到不同的交际氛围和文化氛围.在教学中,我们注意加强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将其自觉又自然地渗透到英语教学中.除了向学生介绍各国的特色菜外,还给他们介绍不同国家的一些饮食习惯,比如美国人喜欢在饭后吃点甜点,在美国等西方的餐馆里,点菜的顺序一般是这样的：饮料drinks,汤soup,色拉salad,主菜maindish；maincourse；enter,甜点dessert等.同时,我们共同回顾所学过的课程请学生进行口语操练,同时希望他们keepagooddiet.这样,学生进一步了解一些关于健康饮食方面的知识,此时我们适时地给学生讲解一下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目前,一些快餐在我国比较盛行,让学生比较一下中西方饮食,以选择健康合理的饮食.另外,我们还教授学生如何使用西方餐具,使他们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闹出笑话.在课文教学中,我们不但要让学生把握文章的内容主旨,学习语言知识,提高语言技能,还要引导学生随时随地地挖掘其中的文化信息,使学生在习得语言的同时,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同时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二、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收集、传播文化.我们教师和学生充分利用课外这样一片广阔的天地来共同开发学习资源.英语杂志、电影、小说、广播和互联网等都是学生接触、理解英语文化的有效途径.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外国友人交笔友,在交流过程中逐步认识、了解异国文化,从而加强文化意识.另外,还可以组织一些英语活动,如英语角、英语讨论等活动,能活跃英语学习气氛,也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其中,为此,我们做了以下努力：1.课堂内外穿插英语歌曲,英语短诗和故事教学.例如：我们在讲到教材九年级中的TheNewOceanWaves乐队时,又讲述了摇滚音乐产生的历史背景、爵士音乐诞生的社会环境等,这样寓教于乐,提高学生们学习跨文化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我校利用每天晚自修时间让学生收看程度相当的英语动画片或教学节目.这类节目不仅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学习英语的理解,而且也会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有时候老师有意识的给他们几个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自己去找答案.3.在校园里的宣传栏和板报开辟了英语学习园地,介绍一些习惯用语,名言名句,利用这些展板定期进行英语文化宣传.此外,我们重视教室英语氛围的创建,我们通过教室布置,体现文化理念.比如：本学期开学,我们预备班级通过走出家门,了解世界这一主题来布置,学生们搜集世界各地的丰富多彩的材料,通过这个活动,学生初步了解了世界各地特别是英语国家的概况,以及英语国家的一些地理历史状况、风土人情和潜在的文化理念.在各种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中,我们教师注重加强对学生的正确引导,我们要了解西方文化,吸收其先进思想,但不能因此放弃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学生在习得语言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爱国,爱家乡意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运用各种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主动自觉地吸收并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中.三、通过广泛阅读,感受文化气息,渗透文化.语言学专家说过,在阅读理解过程中,读者语言因素很重要,只有借助文化知识的帮助,才能读懂字里行间,因为词的意思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如果学生不了解英语文化、历史、价值、思维模式、风俗习惯、宗教和生活方式,也就不能理解篇章的真正含义.我们一向鼓励和引导学生在课余阅读一些英美文学作品和英语报刊,并促使他们在阅读时注意留心和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知识,这样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因为学生在阅读理解时,能吸纳一些相关的语言背景文化知识,扩大英语知识面,掌握词语运用的内涵和外延,了解西方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些是培养学生文化意识,提高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关键之处.阅读的目的是获取正确的信息,但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由于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欠缺,使其对英文的某些内容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出现误解篇章是文化现象的一个方面.在词汇的文化内涵方面,我们就拿一些颜色词为例,如：green-back美钞,green-house温室,green-eyed眼红的,blackletter倒霉的,blacktea红茶,redmeat牛/羊肉,redgold纯金,blue-blood贵族出身,blue-jackets水兵/水平,white-livered胆小的,white-headed淡黄色头发的,yellow-belly可耻的胆小鬼等等.此外,还有很多的俚语,谚语等等,如：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Morehaste,lessspeed.欲速则不达.以上内容都隐含着一定的文化气息.因此,我们建议学生要想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减少误解,更好地欣赏英语文章,就必须平时处处留心,用心积累,努力加强自身对跨文化。
  龚帮东2019-12-21 23:59:28
•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一、唐代的日本学中国与近代的中国学日本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二语言中的词汇，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三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
  齐敬涛2019-12-21 23: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