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及历史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各界对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的呼声与日俱增。据民政部官员乔申乾介绍，目前全国共有23万个民间组织，其中社会团体有13万个，民间非企业单位10万个。这位负责人认为，上述数字只是官方数字，实际上，中国的民间组织远远不止这些，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对民间组织发展的态度。民间组织首先要面对的是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关涉社会、政治、文化等许多领域对组织的存在和功能的认可。长期以来，我们对民间组织的认识停留在国家与社会、民间对立和冲突的概念上，缺乏对民间组织的社会功能的深入研究，一味地恐惧民间组织过多对政府和政党的权威领导的弱化。我国对民间组织实施双重许可制。经主管部门同意，到民政部门登记。目前世界上各国民间组织的设立分为三种类型：许可制、部分许可制和放任制。许可制是指国家对民间组织的成立采取资格准入制度，民间组织的成立要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和登记。未经批准成立的民间组织为非法民间组织，亚洲国家大多采取的是许可制。双重许可制增大了民间组织在成立时的负担和程序。事实上，一些民间组织很希望自己能去民政部门注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但由于手续繁杂或者说难以找到相应的主管部门，不得不采取简便易行的工商注册。说白了，政府许可权的范围过大，对政府非法限制缺乏诉讼救济机制，结社权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范畴，对于不予登记，或者不予审批，都应当提供司法救济的渠道，这是民间组织发展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从业主委员会协会在不同省份的审批命运就可略见一斑。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许多国家在民间组织成立方面大多实行的是“部分许可制”和“部分登记制”。民间组织之所以在西方大行其道，源于其推崇结社自由的主张，是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补充。与民间组织合法性相联系的第二个问题是民间组织独立性问题。在中国市场化就意味着资金缺乏保障，就意味着政府可以甩掉负担，导致中国民间组织缺乏资金运作。民间组织有很强的独立性并不等于民间组织在资金方面独立于政府。事实恰恰相反，政府的资助是民间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在发达国家，第三部门非营利性组织经费30％以上来源于政府资助，德国为64%、法国为58%、英国为47%、荷兰为36%。在许多国家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资金支持是法定的，政府有义务支持民间组织。如给予民间组织一定的税收优惠，但在资格认定、优惠待遇和监督管理上有一些条件。而这正是当前民间组织发展的软肋，民间组织的税收缺乏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例如政府在财政、税务、制度安排等方面不利民间组织有序发展。但从目前来讲，与民间组织发展相关的重大法律和管理条例主要有“公益事业捐赠法”、“信托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管理条例”等，仔细地审阅目前的现有法律和条例，我们不难发现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步履艰难，筹资环境不佳，管理系统复杂，而监督系统薄弱。导致民间组织发展规模小、整体发育水平不高，能够代表弱势群体、及边缘化群体利益的社会中间组织则几乎不存在，远不能适应社区的发展。三是民间组织内部权力限度。在审批过程中，业委会协会涉及到一个敏感话题，谁来监督协会？而这一问题正是民间组织发展中遇到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话题。中国民间组织的管理制度向来是重审批、轻监管，行业协会登记成立的门槛很高，而一旦成立便缺乏管制。民政部门把工作重点放在登记上，其他的很少考虑。监督管理难免流于形式；而当前很多民间组织不民间，甚至违规操作，不能代表利益群体的现象很多，如何限制和制约民间组织是值得立法和司法关注的内容。在这方面，我们的手段还处于简单化的准行政色彩，缺乏司法审查。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民间组织的自律程度还不高，社会公信度不足，组织的绩效并不理想，有些甚至带有明显的趋利化倾向。特别是民间组织能力不强，虽然有的民间组织非常认真、努力，但是由于管理能力有限，组织的项目或活动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比如我们的物管协会、房地产协会、律师协会等要么缺乏利益代表性，要么缺乏公益性，更多地成为政府在社会的延伸的‘腿’。据报道，深圳一些行业协会对政府部门依附性强、官办色彩浓、行业代表性不够、社会公信度不高；在全市137家各类行业协会中，只有20％左右的协会功能发挥基本“到位”。这种现象是民间组织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业主委员会协会的成立，是政府适应社会转型，沟通社区，发挥民间组织协商、沟通和整合社会功能的积极变化，成都业主委员会协会为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但有待于政府的大力政策与资金和监督扶持，否则情形不容乐观。社会和谐与社区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分化与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尚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的情形下，偶然性与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可能增加，其中最主要的威胁会来自于各种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应该看到，这些不和谐是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政府在如何控制社会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有能力对一些突发事件进行危机管理。但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减少这种不和谐，避免出现政治失序或无序状态。在这方面，民间组织有其自身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民政部门推行的“社区建设”、“社会福利社会化”、“村民自治”则使得中国的社会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和实质性的进展。这意味着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深厚的政策基础。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出，则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并且明确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并明确了解决的途径，第一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第二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三、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这标志着政党对民间组织功能的认同，也标志着中国民间组织发展进入了新的社会转型时期。事实上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有许多对民间组织利好的消息值得一提，一是将逐步取消业务主管批准。国家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公开表示，我国一直延续10多年的民间组织在注册时须有业务主管单位批准的规定“有望取消”。这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来说无疑令人期待。二是11月份《深圳市行业协会民间化工作实施方案》日前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深圳将在全国率先对行业协会进行民间化改革，新的改革方案提出，行业协会将不再是“二政府”，行业协会与政府相关部门将完全脱钩，公职人员将退出行业协会。政府进行重大经济决策，可通过组织行业协会听证的方式听取民意。政府对某些行业的调研和规划，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协会去开展。这两个利好消息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