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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是日本诸道来大明朝进贡到达的日期，日本方面几个贡使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市舶司的老业务关系老熟人。日国内两个实力最大派别，一个是左京兆，他派遣的贡使叫宗设。另一个是右京兆，他派的贡使叫瑞佐和宋素卿。双方先是争到大明的顺序先后。在招待宴会上又争座位上下。这个宋素卿本是个中国人，早几年去了日本，也算是留学东洋华人的先行者。现在是以副贡使兼通事的身份来中国。他对大明政府的腐败和市舶司的运作很了解，他通过行贿收买了管事的太监，每次不但先给他验收货，还多验。并指使收了贿赂的市舶司官员处处为难宗设，从数量上少验或从品质上压低宗设的朝贡货物。宗设一肚子气没地方撒，这回借着招待宴会的座次问题向自已的同胞发作了起来，双方打了起来。这样的事，如果市舶司管事官员主持公道，本不会发生大事。可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的人提供兵器，向对方反击。可宗设人多，武艺也高强，砸了宴会所在地嘉宾堂，抢了市舶司的东货库。不但杀了宋素卿，还追杀瑞佐。瑞佐从宁波逃到绍兴，宗设带人追到城下。绍兴的守城明军不让宗设进城捉拿瑞佐，宗设又攻不下绍兴城池，大骂中国人不主持公道，为人不公平，只好悻悻而去。但沿途确开始报复中国人，驻淅明兵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琏，百户刘恩，胡源，先后被杀，首次倭乱就此开始。从第一次倭乱来看，中国大明政府的腐败和愚昧的外事政策是引起倭乱的起因，我们一些当政的中国人不像外邦之人，擅长利用别人内部的矛盾，使自已获得最大利益，反过来，为了个人一点点的利益，不顾甚至牺牲国家利益，把别人内部矛盾引向自已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典范。这样就把本来是日本贡使的内部之争演变成了日本贡使与中国大明当局之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还是可以挽回的，可大明市舶司的官员们为了推卸责任，不向上禀报真实情况，使大明政府当局愚蠢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撒销了市舶司，并禁止对日通商。这对已兴起的中日商贸来说，不谛是当头一棒。那些收到倭人货物还没付款的中国商人很高兴，这一下可不用付款了。而许多交了货还没拿到钱的倭人则傻了眼。同时日本国内为出口大明的货物和已装船在海路途中的货物也有不少。而禁商通告一出，这一切都成非法行为，政府不预保护，许多中国商人向日出口的货物也一下子成了非法走私出境。这项政策给中日两国的商人都带来极大的损失。朝贡’是你皇家官方的事，你既使不做，只是你一家的事，可民间通商涉及千家万户的生计，岂是能禁得了的。大明朝政府当时罢市舶发布的通告是以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社会的稳定受到威胁为由，唱的也是爱国为民的口号，其实这漂亮的口号后掩盖着的是腐败和外交无能和出台政策没有前瞻远见。这‘利益’和‘稳定’漂亮口号的实质是把国家推入不稳定之中，把人民推入祸害之下。市舶既罢，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法禁无所施”。这样禁的结果实质上是政府放弃了管理，地方豪绅势力乘虚而入。当时有人记录了这一事件；“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行者获倍之利，居者得牙侩之息，故常相安。后因禁绝海市，遂使豪势得专其利”。当时的沿海居民和日商大多不顾禁海通商的禁令，干起了走私行当。大明朝的这个政策不但阻碍了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推迟了近代中国发展，也给自已以后在清兵南进中受到后倭寇时期的海盗头子郑芝龙叛乱而加速彻底灭亡准备了条件。明代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和愚昧的外交方式是引起倭患的导火索，而明政府因噎废食的禁商政策则把这种小小的祸乱推向了祸害沿海人民达四十年的大大倭患之中。
  齐智娟2019-12-21 18:54:20
• 明代的主要兵制，是以卫所兵为主的世兵，同时代的日本，也采用以世兵为主的兵制，但历史表明，两种世兵的战斗力却有一定的差异：壬辰之战明军虽在战略上获胜，在具体的战役上却并无多少光彩可言，而东南沿海的抗倭战斗，明朝卫所军面对数量无多的倭寇，屡战屡败，最后还是依靠戚继光的募兵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是世兵，战斗力差异如此巨大，原因何在？装备并不是主要问题所在。当时日军的装备的确很有特色，火器方面，日本鸟枪枪管长，下有木床，有准星照门和防尘盖，重仅5斤多，准确、易携带，比当时明军装备的无瞄准装置的笨重火铳优越很多；在冷兵器方面，日本刀的威力也曾令明人侧目。但日本人在兵器上的劣势也不少。由于日本仿造的火炮以荷兰式重炮为主，野战中较少用炮，而明军则自1523年起就在南京根据葡萄牙人的轻炮仿制大样佛朗机，后又改制成更便于携带的中样、小样佛朗机，大量装备部队，在野战的炮火威力上，明军占有重大优势；而冷兵器方面，日本刀固然出色，但日本人的长兵和马队却并不比明军优异，日本各式长枪杆长，刃长而薄，形制近于中国南北朝时的长矟，在使用的便利上不如明军的常规长兵：白木杆枪和长柄刀，至于骑兵，日本马品种的先天不足，和日本人非常奇怪地没有把日本刀用于骑战，使得日本骑兵无法构成对明军骑兵的装备优势。装备上各有千秋，那么问题只能出在兵制本身。明代的世兵制主要采用卫所制，卫所兵的特点是，寓兵于农，守屯结合，屯田成为各级军队指挥员的重要指责之一，按当时的规定，边地卫所，守屯比例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则是2：8，这样做，可以节省大量军费开支，所以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但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程度，却因为大量的屯垦任务而日渐削弱。明代的世兵另一大特点是军籍和民籍严格分开，军丁世袭，一人从军，一家即永远为军户，轮流出丁，至期返卫，军户绝则勾其贴户，永不和民人混杂。这样的长处在于兵源有保证，士兵的生活比较稳定，战争和生产两不耽误，但不断的逃亡和余丁补缺，各级将领的腐败、吃空额和俑使士兵为农，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卫所兵的战斗力。更深层的原因是军户地位的低下。明代重文轻武，科举入朝成为各个阶层最为羡慕的坦途，当时人人诵读的启蒙读物《神童诗》起首便是“少小需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样的氛围下，被明确排斥在科举仕途之外的军户子弟，其社会地位显得低下，加上明代对罪人的处罚中又有“拿来做军”的所谓“恩军”制度，无形中让军户的社会形象更加不堪。明代又是个商业发达的社会，生活豪奢的商人虽不入士流，却也能得到世俗的另眼看待，而军户却被严格束缚在屯地上，不得经商为业，这使得军户的士气和生活状况更加低下，对于正常的训练、操典和征战，都没有多少积极性可言。而此时的日本正逐步推行着“兵农分离”的政策。原先日本各家武力的主力就是世袭化、专业化的“家臣团”，但平时务农、战时应征的农民仍然在数量上占据“足轻”的主要成分。随着火器等更专业、更复杂兵器的推广，以及战争的持久化、规模化，各大名纷纷把各自的武力专业化，建立常备军，同时限制农民的武装化，以确保粮源的供应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早在1588年丰臣“刀狩令”颁布前，各地大名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采取上述措施，如织田家的黑红母衣等，至丰臣氏令出，遂为定制，农民的各种武器被收缴并销毁铸成佛器，并被限制在土地上务农，而武家则专事武事，不得擅自离营，经营农商，这样的措施确保了日本各大名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水平。更重要的是，被约束在行伍中的武士对于这种约束是欢迎和乐于接受的。日本和明代不同之处在于公卿的家族化和封闭性，寻常武士和国人无法通过任何渠道进入朝廷为官，而且相对于公卿阶层的腐朽和无力，武家在日本社会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待遇，并拥有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的实惠，成千上万的日本普通人如未发迹前的秀吉一般，把有朝一日成为武士当作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这样的社会现实，为武士阶层的稳定和其士气、战斗力和欲望的维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十六世纪初，日本的“兵农分离”尚未普遍，但当时东南沿海的“倭寇”，实际上是少数日本浪人和破产武士与中国沿海海盗、武装走私集团的组合，非职业兵的“足轻”比例很小，其成员之剽悍善战，可想而知；而朝鲜战场上的日军已经是“兵农分离”后专业化了的武装力量，战斗力和训练水准有了明显的进步。更致命的是，同为世兵，日本方面在使用中很少打破大名、家臣们原有的各级建制，平时编制即是战时编制；而明代的成制，是临战时由朝廷临时命将授印，称“挂印将军”，并配备助手，组成战时领导机关，然后从各处卫所调兵归属其指挥，在归属、出战时又往往拆散各卫所原有编制，把他们重新组合，划拨给各级将领，这样就造成指挥、协调方面的很多不便。再加之明代喜用文臣为帅，太监监军，战斗力就更虚弱了。因此戚继光才极力主张募兵，即组建兵为将有的纯志愿军队，并在东南抗倭和北边抗击鞑靼的战争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可惜他的成果并没能制度化、普遍化，其所建勇营，也在其下野后很快被编入军户。勇营真正成为国家经制军队，已是19世纪下半叶的清末，而此时的日军，已开始按“2－2”方块制组建近代化军队和西式的参谋、后勤机关了，我们又大大落后了一步。
  黄登莲2019-12-21 18:20:24
• 明朝的倭寇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洪武、永乐年间，所谓倭寇为日本九州、四国等地的正规日军，打着报元朝东征之仇的旗号侵扰中国沿海。但此时明朝国力强盛，大股入寇的日军均被歼灭。从永乐之后，倭寇侵扰中国的案例就很少了。从明嘉靖年间开始，由于闽浙从事海商的富户较多，中国海商开始组织武装走私团伙，雇佣西日本浪人作为护卫。后来由于日本浪人战斗力很强，中国的走私商集团开始转变为海盗集团，不断侵扰沿海地区，劫掠府库。此时的倭寇集团分为两种，一种是汪直一类，以中国人为首领，日本人为附庸，妄图以暴力抗法逼迫朝廷开放海禁。这一类倭寇往往对待百姓不算残忍，也极少掳掠汉人为奴，主要是攻打州府，劫掠府库库银库粮。史载汪直每下一城，除去搬走所有库银外，还常常把搬不走的库粮以十文钱一升的低价卖给百姓，故淞沪一代百姓从贼者甚众！另一种是日本大名雇佣中国海盗作为向导，率领日本正规军和海贼集团侵扰中国的，典型的就是徐海集团。徐海本是杭州僧人，因舅父为舟山走私商人而加入倭寇集团，在侵扰日本一侧时被平户城主所俘虏，贪生怕死乞降，被任命为五岛海贼的小头目，率领五岛海贼侵扰中国。徐海此人为彻头彻尾的王八蛋，率领日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最后被胡宗宪以计挑拨汪直杀之。汪直欲以杀徐海之功请求归附朝廷，但严嵩一党为贪剿倭之功，无视胡宗宪与汪直的协定，上报朝廷将汪直杀于狱中，反而引发汪直集团的大规模反扑，最终成就了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人的军功威名。总之，明嘉靖年间的倭寇是以中国海盗为主体，日本海盗大规模参与的混合国际犯罪集团，甚至还有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参与其中，属于典型的国际犯罪组织，不仅袭击中国、朝鲜，也袭击过日本沿海。在倭寇的背后支持倭寇的是日本九州各大大名，现今明确参与了倭寇贸易的就有龙造寺家、大友家、松浦家、岛津家。也正是这些人在倭寇的劫掠行动中看到了明朝军备的废弛，进而鼓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进攻中国。
  龙定超2019-12-21 18:10:37